很大的群众性、灵活性和稳定性、原则性。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偏重于照顾雇农，规定给他们发单衣、棉衣、毛巾等物品，后来有些雇农成了公家老人，好吃懒做。革委会改变了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规定必须好好劳动生产，广大群众对红军更加热爱，更加拥护了，他们说：“共产党、红军是按实际办事的。”群众对解放妇女非常满意，他们说：“如今的世事大改变，男当红军女宣传，长头发剪成短缨缨，裤子别到大腿弯，走起路来实好看。”南梁地区普遍流传一首《放脚歌》：

    “天生的大脚多自然，为啥要把脚缠残？好好的骨肉硬缠小，颠颠小脚实难看。脚儿小，腿儿软，难下地，难爬山，打起仗来行走难，实在太悲惨……”。

    南梁根据地实行自愿兵役制。苏维埃政府一声动员，群众踊跃自愿报名参军，先在游击队经过一段锻炼和训练，再扩编成正规红军。根据地普遍建立赤卫军和少先队，在此基础上建立游击小组，做为游击队后备军，而游击队是主力红军的后备军。在肃反问题上，刘志丹、高岗对山里的土匪、民团和白军的俘虏，实行不同的政策，区别恶善，起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作用，避免了山里山外到处树敌的弊端，使自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对于极端反动的民愤极大的，又无法改造的，就坚决彻底消灭掉；对于一般的土匪、民团，就采取争取、联合和改造，使他们转向革命，不少人变成革命战士，有的还当了红军的干部；对俘虏又不再当土匪，也不想当红军的，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对于同情和靠拢红军的民团，就同他们实行统战，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他们购买军火，借武器和地盘、道路，打击极反动的敌人。过去，红军有个别杀俘虏的事发生，使白军官兵非常仇恨红军。自刘、高改变了对待俘虏的政策，不杀俘虏，抓到的俘虏，想尽一些办法，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在实行这一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小股土匪，民团等投降红军，有不少俘虏成了红军的领导干部。对于敌探、奸细分子，证据确凿的坚决镇压，处以死刑，处决罪犯，都经过群众大会通过，不搞暗杀人，有的虽处死刑，若有群众保释的，也可以不杀观其以后表现。原黄龙山土匪头子之一的郭宝珊就是在刘、高实行的军事和肃反正确政策的影响下投降红军的。郭宝珊原是河南人，幼年随父逃荒到陕西黄龙县。后因反动派的剥削压榨，家破人亡，被逼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在梁占奎部下任营长。

    1931年陕甘边闹革命，刘志丹、高岗曾多次通过哥老会的人捎话、写信，争取他弃暗投明。他对红军有倾向，有同情，一般不和红军打仗。1932年夏，红军在临真被打散后转战韩城地区打仗又失利，有些失散红军战士(有的是伤员)路过黄龙县，他没有伤害，还掩护伤员转移。1934年夏，志丹、高岗又派黄罗斌到黄龙山宣传革命道理，动员郭宝珊投奔红军。其时，国民党十七路军杨子恒部威胁利诱贾德功、梁占奎匪首归编。9月间，郭宝珊随贾、梁开到甘肃庆阳接受杨子恒收编中，在路过太白一带短住时，红军派人去同郭联系，并赠送慰问品。郭宝珊通过哥老会的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意投靠红军。但是，他对红军不大了解，怕又重蹈杨谋子的复撤(杨谋子是黄龙山土匪，曾被红军收编，1934年春企图复叛为匪，被红军镇压)，踌躇不定。郭宝珊开到合水城关等地时，刘志丹、高岗派马锡五去联系谈判。谈判时，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南下，只留二路游击队在南梁地区活动，贾德功和梁占奎等策划趁隙袭击游击队，妄图向杨子恒献功。高岗发觉贾、梁策划袭击游击队的企图，立即在四山设了疑兵阵势，以示主力已回师南梁。在高岗的疑兵阵势的震慑和郭宝珊出面制止下，袭击事件未发生。10月中旬，国民党六十一师和三十五师的3个旅兵力，将贾、梁部包围，迫其接受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