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南梁根据地，扩大红军，建设政权，开创陕甘、陕北根据地，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

    南梁苏区正以“7·5决议”为指导，广泛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中，谢子长、郭洪涛等带陕北游击队(100多人，50余条枪)，于7月23日辗转到南梁根据地。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和部队、群众热烈欢迎谢子长到南梁来。部队举行联欢、互相参观学习、慰问，关系融洽，亲如一家。

    当时，自陕西省委破坏，陕甘边党和上级断绝了联系，党组织和干部非常渴望得到上级党的领导。高岗曾派秦武山去关中地区联系，起身时没路费，高岗动员战士捐的七八十元钱，才打发秦上路，结果未见回音。1934年春，在荔园堡胡志禄(革委员会粮食委员)家里，高岗口授并负责，张策执笔，在一张纸烟盒内薄纸上写了陕甘边苏区情况和二十六军重建等汇报提纲，派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也无着落。此时，中央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上海只留临时中央局。后来据说，王锦全到上海找不到中央，拉人力车渡日。早在去年高岗到照金后就派崔廷儒回关中恢复党组织也未见消息。先后三次派人出动和上级联系都未见回音。真是天天盼，月月盼，盼得上级来人。春夏之交，听到谢子长从北方局回到陕北，高岗亲自到陕北跟谢子长联系。所以从北方回来的谢子长等到南梁，大家精神振奋。

    7月28日，在南梁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陕甘边特委扩大会，也叫陕甘、陕北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惠子俊、张秀山、龚逢春和陕北游击队负责人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等参加会议，还有陕甘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政委、队长以上干部参加。

    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总结陕甘边根据地和四十二师革命斗争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局的两封信；研究商讨陕甘边、陕北今后工作方针、任务。会上，杨森代表四十二师汇报了建立四十二师以来，部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杨森在汇报中把高岗在元月犯错误撤职和创建南梁根据地、发展二路游击队做出显著贡献后又复职的情况也如实说了一遍。谢子长以北方局派往西北特派员身份，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及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指示信不顾客观事实，对二十六军横加指责，以王明“左倾”路线观点说什么红二十六军一贯地拘泥于“逃跑主义”和“钻梢林主义”；硬把杜衡强行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的“左倾冒险主义”却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的结果”；把十倍于我之敌“围剿”照金根据地的困难情况下，退出渭北和照金根据地的行动，说成是“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建立游击队和收编、改造绿林武装的方针、政策，说成是“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招兵买马的土匪流氓的发展”、“枪杆子万能”；耀县骑兵团起义和王泰吉的牺牲是什么“没有丝毫的阶级立场”，“没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和勇气”等等。一句话，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开创根据地、发展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谢子长、郭洪涛根据“指示信”的左倾观点，作了长篇发言，对二十六军进行批评，按“指示信”如法炮制更具体化，“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森林主义”，把矛头指向二十六军领导，说高岗收编、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为游击队是“土匪路线”、“枪杆子万能”；抓住高岗的作风问题，指责刘志丹恢复高岗二十六军师政委职务是“右倾调和主义”；他们认为南梁根据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是“富农路线”等等。“指示信”和他们的发言给会议笼罩了一层黑影。与会的同志在当时还不知道王明的“左”倾路线，但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符合事实的批评，更奇怪的是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