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千多支，电台一部，战马300多匹。高岗在“这次战役中起了最大作用，为夺取这次胜利做出巨大贡献。高岗同志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适时赤膀上阵，身先士卒。他带头发扬了不怕死的精神，极大地鼓舞战士英勇冲杀，如果拿不下对面的山头，再晚一小时，到天黑了，战斗就无法结束。敌人会趁夜逃跑的，战场也不好打扫，好多伤员抬不下来，被冷死、渴死。”(见李赤然回忆记录)后来，陕甘宁边区到处传颂“高岗赤膀战劳山”的传奇佳话，编入小学课本。劳山战役后，流行一首顺口溜：

    “张学良成什么样，日本来了不抵抗，来到陕北打内仗。丧家离妻也不枉，何立中劳山把命丧。联合红军把日抗，打回老家才高尚。”

    “左”倾路线和个人权欲一联姻，必然要产生恶胎，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朱理智等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社会政策上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然和刘、高执行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二十五军也带来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戴季英把张国焘那里的一套搬来，并大加发挥。刘、高正在前方不顾生死带领红军打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紧急关头，后方朱理智指控他们是“右派反革命”，罗织他们的所谓“罪状”。

    劳山战役胜利后，瓦窑堡守敌闻讯而逃，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机关从永坪移到瓦窑堡。

    刘志丹、高岗等在前方指挥血与火的战斗，西北战场首次取得最大胜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权，有二十五军作后盾并抽给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在后方积极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没有二十五军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们不容易搞起来的”。所以，他们更有恃无恐了，十五军团开拔前线的第二天，省委就发出了“肃反”的指示，给高岗、刘志丹等肆意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土改时不肉体消灭地主，给富农生活出路，是“富农路线”；在民团、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土匪路线”；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专门召开省委会成立保卫局，戴季英兼任局长，确定了“肃清”“来路不明的反革命分子和地富反革命分子”，认定“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和二十六军中”，要“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

    省委会一结束，对已经关起来的真右派反革命分子李西萍、姜绪搞逼供信，首先把供出的张庆孚、蔡子伟等抓起来，刑讯逼供。

    李西萍、姜绪对朱理智、戴季英等的意图，心领神会，见风使舵，你想要什么，他就供什么，为搅混水，趁隙逃避罪责，嫁祸于人。审讯中指供谁，他们就编出谁的一堆“罪状”。接着，后方机关把张秀山、黄罗斌、高朗亭、张文舟、李启明、高锦纯、张仲良、孔令甫、胡彦英、赵起明、赵守一、汪锋、郭宝珊、贺笑晓、刘汉武、黄子文、张文华、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等逮捕关押。他们只听李西萍、姜绪等人被逼的供词，不相信同志的辩解和创造苏区与红军的斗争事实，使肃反严重扩大化，很快波及到前方，开始大逮捕，大屠杀。他们不搞任何调查研究，不看证据，硬打硬拷，施以酷刑，捏造出许多人的名字，硬打得叫他们承认是“反革命”。其实他们根本不敢调查，刘、高等一批老干部在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很高，贡献很大，有良心的人无法给他们捏造什么“罪证”的，群众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翻身”、“经济上救命”的恩人。所以，他们只有给刘、高扣上“右派反革命”才能把他们打倒，欺骗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因群众对右派反革命概念不懂)。

    劳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即10月4日，省委给前方聂鸿钧等送来信说后方已逮捕几个人，供出刘志丹、高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