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高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团去陕北，“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已分子。”(见聂鸿钧回忆)

    5月30日，聂鸿钧从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驻)高文华书记向聂鸿钧介绍情况和上海谈的情况一模一样。在聂鸿钧脑子里铸定了一个印象，他认定陕甘、陕北的情况属实，是右派掌权的问题，要抓右派反革命。

    聂鸿钧、朱理智先后到达陕北，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等和二十六军领导怀有偏见，多方刁难、找岔子，没作深入调查，只听信某些人一面之词如说什么“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已经逮捕)在苏区破坏活动事实”等等，“这些人能进来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他们的包庇”，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聂、朱听了这些不实之词，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两人坚信无疑了。殊不知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况正是来自郭洪涛同志的报告。聂、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问题”，坚定了开展“肃反”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贯彻王明路线，搞得腥风血雨。

    刘志丹、高岗率领主力红军南征北战，粉碎敌人发动的“围剿”斗争，聂鸿钧、朱理智等在后方策划“肃反”活动。朱理智自任中央驻陕北代表团的书记，自授命有领导西北工委、军委的职权，严重干扰了西北苏区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上由朱理智传达了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会议没有让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员参加，擅自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把他批斗了一顿派到米西县当副书记。朱理智自任代表团书记能直接领导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职能，又以代表团书记的职权，指定聂鸿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设副主席，刘、高在军委的领导权自然消失，朱、聂轻而易举篡夺党和军队领导权。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经胜利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