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啻是个“临时宪法”，充分体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精神和团结抗战与进步之总方针，还规定了各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的制定和实行是具有伟大意义的，它不仅是边区最适宜的施政纲领，同时，对华北、华中各个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对中外震动很大”。中外报纸纷纷刊登译载，称：“中共文告实行民治主义，矢忠于国家第一观念，团结各党各派抵抗侵略。”边区参议员李丹生说：“五一施政纲领使政策方案益臻明确具体，能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加强一切建设事业，执进步之先导，开民主之宏模，大义在昭，倾全国人之心，宽大为怀，感敌奸之归化，以之抗战，抗战必胜，以之建国，建国必成。”

    “五一施政纲领”在5月1日开始在边区内试行。《解放日报》在5月8日发表了经高岗审改的社论说：“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政策，都是我们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的纲领。”

    这次大会根据施政纲领原则，制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以及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济和李鼎铭等十一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一百多件。贯彻执行了“纲领”，不仅促进了边区的大团结，高度发扬了民主，推动各项工作，为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作出了光辉榜样，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全面建设，而且为其他解放区、根据地制定实施纲领提供根据，推动了其它解放区民主政治建设，对建国初制定《共同纲领》和各种条例、暂行办法提供了实践经验。毛主席曾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就是新中国的形象面向世界展现了，当时成为中国的精神高地。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就看不到新中国。”美国的学者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说：“延安时期的历史和经济奠定了1949年胜利的基础”。

    大会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了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议长和政府委员会、政府主席。高岗被选为议长，安文钦(非党)、谢觉哉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非党)为副主席，并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结束后，《解放日报》记者到高岗办公室进行采访，问高岗有何“政见”，高岗说：“我的政见很简单的，本人是共产党员，既被选为连任议长，本人只有虚心接受大会对于边区工作的批评，而加倍努力为具体实现‘五一’施政纲领而斗争。”

    其间，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个别部门关系不太融洽，有闹独立的现象。毛泽东派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是中共元老之一，便于协调相互关系。李去边区前，

    毛泽东找李谈话时提出五条要求：“一，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二，要精兵简政；三，要发展生产；四，要搞好文化教育，边区文化教育落后，文肓多、巫神多、迷信多；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毛泽东说：“延安好比英国伦敦。”(李维汉的理解：意思是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根据地，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的中心，则是一样的。)“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实际上有代行中央行政职能的职责。

    为加强军政领导工作，1942年8月，三边、关中、陇东和延属等4个分区，成立了统一的军政委员会，高岗任书记，贺龙任副书记。

    1944年12月4日至19日，第二届二次参议会在延安举行。出席议员187人，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