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政体作了探索并形成雏形。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其兴也勃”，最根本的是坚持正确的纲领，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冷通、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飞抵延安考察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等到东关机场迎接。高岗等陪同黄炎培参观了延安有关地方。黄炎培在谈观感时说，他们到延安自由参观，他们感到很随便，没有对他们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像在重庆常紧跟后面的“尾巴”。他们看到延安街头的商店里，摆着吃的用的，种类着实不少。延安城里到处是新房。黄炎培想起他游历内地时见到大群大群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何时才能像延安这样“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1938年共产党初来延安时，地方上妇女还穿着破烂露肉裤子，现在衣着好多了。延安城由过去的2千人扩展到现在的5万人，其中3万是公务员。公务员每月获得肉三斤，食用油1.5斤，每日20两小米，一斤菜。医药、生育、文具费用皆免费供应，婴儿6个月之内公家给钱；半岁至1岁半，每月面粉20斤，母奶乏，则供牛奶羊奶。

    黄炎培说，在延安街上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没有一个面带烟容的颓唐的人。“没有一寸土地荒着的，也没一个人好象在闲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象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在黄炎培等离开延安前，毛泽东问他们感想如何？黄老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迈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的路，来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三三制搞得好”

    1940年，德、意、日等世界法西斯势力十分嚣张，骄横跋扈，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国又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任何政党办好国事，所实行的政策必须照顾“中间大”的阶级利益。边区党委针对当时形势，全力贯彻我党的十大方针政策和边区施政纲领，从政权建设上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团结各方面抗战人民，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1940年3月，边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抗战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精神，在高岗等领导下，认真研究和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首先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试建“三三制”政权，聘请党外人士参加各县参议会及政府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在政权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就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向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按“三三制”建立民主政权。县、乡均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全区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如绥德、清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