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遂与绥远、宁夏和榆林当局之问，相机进行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于他们仍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对蒙人苛税剥削、武装镇压、不许蒙人有抗战的自由和阻挠蒙汉联合抗日的做法，他本着抗战第一的原则，对蒙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冲突，采取批评和斗争及协商调解办法解决之。

    在回民地区坚持实行“一切民族完全平等，民族自治(此前“自决”)的原则，宣布回民的事由回民自己管理，无条件赞助与拥护回民的解放运动，直到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回民地区实行“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回汉民族的团结)。

    1941年春，内蒙新三师(属傅作义部)主要领导白海峰、乌兰夫要起义，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刘瑞森回延安向高岗汇报新三师的情况后，高岗当即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起义。因为这支部队，名义上是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实际是共产党控制的武装。他说：“边区经济很困难，暂不起义还能领取国民政府的给养，一起义打起八路军旗号，不仅断绝国民党的给养，同时对于国共合作也不利，给敌人造成反共的口实。”刘瑞森回去传达了高岗的指示后，有些人接受不了，就连乌兰夫也不同意。他亲自回延安汇报，高岗说：“让白海峰也回来研究”。随后高岗同白海峰、乌兰夫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高岗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一些同志才认识到当时高岗的指示是正确的。

    同年冬，高岗派周仁山、田万生先后到阿拉庙做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的统战工作。临行时，高岗分别找他们谈话、交待任务，并让赵通儒和章文轩结拜，逐步解决苟池、大池的运盐问题。田万生根据高岗的指示，到阿拉庙住在章文轩的亲戚家里，让他的亲友转告章文轩：赵通儒要同他结拜。章文轩也想同共产党拉关系，他欣然同意和赵通儒(中共伊盟负责人)结成“安达”。然后，周仁山、赵通儒、田万生和章文轩结为把兄弟，拉上了关系，开展了蒙人上层统战工作。后来，章文轩被他们内部人杀了，高岗严厉批评了伊盟负责人赵通儒等人，说你们工作不深不细，给敌人造成口实，影响党的统战工作。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调集军队进驻伊盟，破坏蒙汉联合抗战，西北局及时对伊盟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调整了政策，指明了对付国民党顽军的策略。国民党军进驻前，对蒙人实行拉拢，陈长捷、何文鼎部进占伊盟后，和共产党、八路军对抗，妄图征服蒙人。高岗主持西北局会议，多次讨论制定发动蒙人，对抗“陈何祸蒙”的政策和策略，指示伊盟工委要争取上层、中层人士，下层不必著名地进行活动，打击顽固分子，保护进步人士。高岗针对“陈何”所实行的“一拉一打，软硬兼施”的伎俩，杀害进步人士，镇压扎旗王府，赶走沙王的罪行，指示伊盟工委在反抗“陈何运动”中，应在蒙人中提出“救沙王”、“救蒙古”、“为××(被敌人杀死者)报仇”，“粮食藏起来，不给何文鼎”，“牛羊藏起来，死也不交出”，“不让陈何的兵抢夺蒙人地”，“拿起枪来保护蒙人命”，“抗日先保蒙”等口号，广泛宣传，动员蒙人反抗陈长捷、何文鼎的罪恶行径。同时号召伊盟七旗蒙人上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指出“蒙人一条心，千军万马也难敌，不怕陈、不怕何，只怕蒙人不齐心”，“蒙人不来打蒙人，蒙人一条心，合力来救蒙”，要以蒙人口吻，编成歌曲，利用蒙人善歌的优势，到处唱起来，激励与提高蒙人坚持斗争的情绪。在反抗陈何的斗争中，要告戒蒙人小心上日伪的当，要对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搞好统一战线而避免多树敌人，共同对付陈何。伊盟工委根据上述指示，做艰苦细致工作，起到团结蒙人，使陈何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