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自参加革命活动和革命工作以来，对思想上、政治上、觉悟上、作风上、世界观上和从产生错误的根源，特别是对自己的缺乏组织纪律性、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骄傲自满、男女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和开枪自杀等错误作了全面反省。据秘书讲，高岗的反省是深刻的。为了争取领导的原谅，消除对立情绪，企想度过这一关，在《我的反省》中，被迫写了些自我无限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反省”最后由秘书归整出来，高岗又仔细斟酌、推敲、增删，让秘书送交习仲勋阅看后，他半夜没睡觉，苦思冥想良久，自言自语：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吗？路线之争、建国方略之争、社会制度之争，靠刘少奇掌舵不放心，毛主席也不放心，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协助毛泽东解决好接班人，就是反党，分裂党中央？毛主席说过要“挪挪”刘少奇的位置，说他爱迎来送往，叫他搞议会去，这又作何解释？毛主席也戏言吗？想了很久很久后对秘书说：就按他们(指刘、周、邓、陈等)说的写，他们还能再说什么呢？最后，他违心的叫秘书写上：“想把刘少奇拉下台，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助手。”

    其实，他本来就是中央党政军领导之一，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已经是毛主席抓经济工作的助手。

    高岗的《我的反省》于4月29日送交中央。此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希望、催促、忍耐、等待中央来人谈话、处置。烦躁时和工作人员下棋、玩扑克，屋子里踱步、发呆，回忆20多年来沧桑岁月里的往事，揽工放羊，闹学潮砸县衙，发动灾民吃大户粮，创建红军、风风火火开辟陕甘苏区；1935年被郭洪涛、朱理智、聂洪钧、戴季英等抓起来坐牢，毛主席来了救出监狱；三边、伊盟和蒙人交朋友，解决民族间纠纷；保安县保卫中央机关中险些送命；建设陕甘宁边区和创建东北根据地，扩军建政，解放东北，为全国解放，一心一意；建设新东北，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制定全国五年计划没明没夜，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想方设法，和毛泽东亲密交谈，情投意合，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配合默契，心情舒畅。一件件，一桩桩，历历在目，萦回脑际，和秘书交谈上述往事，他说内蒙工作期间，大姑娘、小寡妇，把作风混坏了。当回想到近来情景和陈云、彭德怀、林彪等交谈，四中全会、座谈会等，一幕幕在脑子里过电影，心寒意冷，前途茫然困惑，但仍抱一线希望，毛主席进城后不会变吧，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会消除误解，明察秋毫，不会完全抛弃他的。

    他的反省送中央后，盼星星、盼月亮，幻想像35年陕北肃反中，盼得毛泽东来了松了绑，毛主席来了晴了天，重见太阳。他托管教组多次催促中央，等待中央来人谈话，了断他的问题，急燥、忍耐、希望、羞辱溶合一起，心里流血，眼水望干，渺无音信。

    周恩来是高岗专案组的负责人，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规定“不能轻于置信，必须长期加以管教”。实际上是要“管教”到首届人代会国家机构、人员定之后。

    后来，高岗获悉东北局高干会继续揭发了他的问题，并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陈伯村、华明等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后，高岗的情绪日趋恶化，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时不时地自言自语说：怎么能这样，他们对东北局的路线、政策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对东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抗美援朝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功的。他们那么辛苦地工作，不是为我高某，是为党工作啊。我那两篇文章(即《荣誉是属于谁的》、《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党内在右倾思想》)就是和马洪等研究起草的，毛主席批给很多人看过，还指示中央有关报刊发表，让全国学习；由东北带动搞起了“三反”、“五反”。他们这些同志是冤枉的，我死了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