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但是他们表面上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而背后却进行着反对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秘密活动。

    高岗在工作中常常用“左”的面目来破坏党的路线。例如他在1946年至1947年参加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就曾提出了许多极“左”的主张，因此在当时高岗指导土地改革的冀热辽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突出。但是到了1948年春东北局检查和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的时候，他却反咬一口，说“左”的错误出现于1947年12月下旬全国土地会议决议下达后的一个时期。这样既根本否认了工作中的错误，又借此诬蔑了中央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

    高岗在东北解放后的工作中用了许多“左”的词句来哗众取宠。例如他曾经企图实行一下子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他又曾不顾实际条件地规定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于中央的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在政权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高岗却用“左”的借口来加以抵抗。

    高岗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左”的，在有些时候他也直接显出他的资产阶级右的立场。例如对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问题，高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借口多生产粮食，强调富农的作用，认为不要发展农业合作社，而且主张在农业互助组内可以采取工资制。不论形式上是“左”是右，他的这些错误主张之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党的建设一贯地采取降低党员标准，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做法。对于东北地区曾实行过的“自报公议，党组织批准”的接收党员的错误办法，中央于1948年12月即提出纠正，但是高岗仍然支持这种办法。高岗造了许多谣言反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关于整党决定，就因为他本来不赞成向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高岗在党内不提倡集体领导制度，而夸大个人的作用。这对党的制度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由于受了这种影响，在东北的许多农村中甚至几乎看不见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党员负责干部的个人活动。高岗对工矿企业片面强调一长制行政领导的结果，也大大降低了企业中的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有关的地方党组织的作用。高岗的这一切做法，表示他实质上是要取消党。

    如果说高岗错误表现为忽“左”忽右，那么饶漱石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的错误基本形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饶漱石在华东长期拖延不认真进行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改革；直到1952年初他快要离开华东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真正进行。饶漱石始终不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城市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使解放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饶漱石对于资产阶级却极为让步，“五反”初期他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会，亲自布置他们“自反”，并把《解放日报》社论中几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全部删去，惟恐得罪了资产阶级。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饶漱石片面地强调宽大，片面地强调依靠公安机关的搜捕和所谓“以特反特”。在农村工作中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彻底摧毁封建秩序，多方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饶漱石强调鼓励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却很冷淡。

    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是因为前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是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饶漱石错误的忠实合作者。向明也制造“山东特殊”论，在许多方面抗拒中央，抗拒在饶漱石离开以后的中央华东局的领导，故意标新立异，把山东造成独立王国。向明对待城乡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饶漱石一样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明对于城市的改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