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并参加了招待会和华北党政领导的会议。在此期间，获悉4月2日延安解放，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

    5月18日傍晚时分，主席突然下令：他要同几个随行人员搬到花山去住。花山是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住房、防空设施都有。我们随同毛主席搬到花山后的第三天清晨，十余架敌机袭击城南庄，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我们在花山的山头上看得十分清楚。这次轰炸不仅来势很猛，而且目标很准，也很集中，后来查明，原来是隐藏在石家庄的一个敌探在做情报。这个敌探当然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敌机袭扰持续到深夜，这天大家都没有得到休息，也未能按时吃饭。

    在此之前若干天，中央机关的全体人员早已由周恩来、任弼时等带领离开了城南庄，住到平山县西柏中央工委所在地，唯独毛主席带极少的人员（米大夫、汪东兴、闫长林和我等）转到花山去住，原因只有少数人知道，原来他计划只带六七人出国访问，拟由花山出发，经内蒙到外蒙，再由苏联派飞机来接。住在花山，只是等待斯大林的回音，在闲谈中，毛主席向米大夫提了些怪问题如人体各部位有何用途等，米回答：“不清楚。”

    过了不几天，斯大林的回电来到。大意是说：“我们欢迎你（毛主席）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如果你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一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到你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你以为如何？”这样，毛主席决定暂不出国，并于5月27日离开花山到西柏坡。在花山期间，毛主席在5月24日和25日拟写了《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和《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两个文件。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10个月。这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各地来的干部，井应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在7、8、9几个月里，踞守北平的傅作义拟派骑兵袭击石家庄，“收复失地”。虽然他并不确知我中央驻地，但我们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中直各机关很忙了一阵子，准备随时疏散和搬迁，不过一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与此同时，我方代表同傅作义进行了多次谈判，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但只是在我军打下天津，解放了保定、唐山，并将攻打天津的兵力和华北军区的部队，特别是炮兵部队集结到北平周围之时，傅作义才明白大势已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经多方努力，终于打消了傅将军的顾虑，接受了我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这座古城及城里的珍贵文物，傅将军自然有一份功劳。后来，傅作义在交谈中说：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曾拉他的后腿，对蒋介石的纠缠，他只要摆脱就是了，也容易摆脱；而对阎锡山则不是摆脱，而是想拉他一起倒戈，一道转到解放军方面来。但阎锡山的回答是：他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到今日，不想再“改嫁”了。

    大约1948年8、9月间，苏联给我们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外交部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苦苦哀求苏联说服中共停止内战，不要同室操戈，而应外御其侮，希望同中共和谈，不要在进攻了。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中然文绉绉，但仍然几乎可以听其痛哭、观其流涕。苏联只将原信转给我们，却未说一句话，我将信译成中文，周恩来一看信的写法便说：“这是王世杰的笔法。”毛主席则一言未发，转身做自己的事去了。中央对这封信未予理睬。

    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南北朝”的问题。“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的4月间，我们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