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考虑自己的问题，并如此要求我们：1.“坚持民族团结，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一致抗日，争取胜利”（即一切服从国民党）；2.“抗战胜利后，继续团结合作，共同建国”。他们根本忽视或不承认中国革命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这类问题处理上流的血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一纸协议，对蒋介石国民党根本没有约束力，他随时都可以背信弃义。而“远方”不承认这些，仅仅要求我们拖住日本，减轻对苏联的威胁，却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王明对这些则是全盘接受，所以毛泽东说他考虑自己的事大少了，替别人想的太多了。

    为了取得他们的理解，周恩来早在1939年末到1940年1月间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过一次长篇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他的助手哥特瓦德（主持这次会议）、德共代表皮克、法共代表马尔梯、意共代表陶里亚蒂、芬共代表库西宁、匈共代表拉科西、苏共代表曼努伊尔斯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伊巴露丽、何塞，迪亚斯、日共代表野坂参三、国际干部处负责人任弼时（也是中共代表）和马尔特维诺夫，还有一位英国人（不记得名字）。翻译人员有徐介藩、师哲和其他数人。

    周恩来在报告中，再三强调了国共积怨之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客观现实不容忽视，他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现实和各项政策，并从正面说明“远方”的想法和建议不切实际，不合时宜，行不通。他的话倒也没有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思，而是说：我们的“友军”（国民党、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是阴一套、阳一套；既抗日，又联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内压迫，对外投降；积蓄力量，准备内战。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有两手准备，两种斗争策略，那就是：既联蒋抗日，又防蒋反共；一面积极抗战，一面积蓄力量；既联合，又斗争；既合作，又争夺；磨而不破，破而不裂；当仁不让，寸土必争。

    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国际执委会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态度与前就大不相同了。在此之前，他们总认为中共不听话，不是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不按照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去行事；现在对周恩来和他的报告则是尊重的。但对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所采取的斗争艺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

    周恩来100余页的报告，由波诺马廖夫（当时任季米特洛夫的政治秘书，后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压缩到20页而送交斯大林等人传阅。等了好多天，在周恩来回国前夕，才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作了对周恩来报告的决议。决议很笼统，基本内容是：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革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的胜利进展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意义；维护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把抗战胜利地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全民族的主要任务和唯一目标，等等。无异于一封劝告书或建议信。实际上，分歧依然存在，只是不再公开暴露，保持了沉默而已。

    中苏情报工作的合作情况

    1940年我们回到延安时，康生已经是社会部部长，驻在枣园，苏联军方情报组也驻枣园。这块地方，被康生弄得异常神秘。也许他的用意是为了替苏联情报组保密，但苏联人却认为康生对他们封锁，监管大严，把他们与外界隔绝了，表示不满。由于这些苏联人都是现役军人，人数也不多、所以1942年以前，他们基本都是到前方去了解战争情况、搜集情报。他们想问题狭窄而单一，仅仅是了解军情，搜集军事情报。其中一个姓伊万诺夫的团级干部在华北了解敌情时，常常以军事专家的姿态指手划脚，批评这个，指责那个，认为我们的作战方法太原始、落后等等。对这些情况，毛泽东了如指掌。这个伊万诺夫于1942年春从前方回到延安并回国。回国之前，他到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