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到了莫斯科即被送进国际第二儿童院（即莫尼诺儿童院）教养，这时已是1937年了，同年底，王明和康生等都回到了延安。

    1938年3月，任弼时同志到达莫斯科，接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8月我找到任弼时同志要求回国，一时未获批准，却派我到国际第二儿童院任副院长兼教务长之职。上述情况，便是我到任后同永福、永寿的接触中了解到的。

    永福、永寿到了国际第二儿童院以后，都改了名字，永福的苏联名字叫塞尔盖伊，中国名字叫岸英；永寿的苏联名字叫亚力山大，中国名字叫岸青。该儿童院经过整顿，准备专收中国儿童，后因盛世才的背叛，国际通道中断，大批孤儿未能去苏。

    岸英和岸青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分的习惯，到了苏联，仍继续隐瞒，起初对我也没说实话，谈到毛泽东时，他们也直呼其名，以示他们和他没有关系，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同时知道儿童院每一个孩子的身世，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隐瞒。就这样，他们渐渐生活得舒展了。

    儿童院的孩子不多，只有四五十人，但年龄从三四岁到十六八岁都有，文化程度自然也是参差不齐，很难进行教学。于是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的各学校适合的班级，儿童院只管他们的生活。

    有一次岸英无意中谈到一个观点一一他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由无产者领导，并流露出毛泽东是无产者的意思。我又不得不同他进行认真的交谈，向他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无产者，却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的道理，他终于领悟了。

    我把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就绪之后，仍回共产国际帮助任弼时同志工作，在儿童院时间虽然不长，但和孩子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以后，岸英很快报名入伍，在军队中，他进步很快，两三年后即获得上尉军衔。回国时，他就是戴着这个军衔见父亲的。他在军中自然也是受到多方保护的，没有让他担任过艰险的任务。

    1945年，毛主席从重庆谈判归来，健康状况欠佳，斯大林派两位医生来给毛主席治病时，毛岸英也同机回到延安。苏联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毛泽东带着病体，亲自到机场迎接孩子。他的心情，可以想见，但他绝不流露在表面上。至于岸英，历尽十几年的磨难，即将投入父亲的怀抱，其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第二天我和他再次相见时，他竟象是初次遇见我似的，可见他当时除了父亲以外，一切都视而不见了。

    岸英回到延安的最初一两天是同爸爸一起用餐的，接着，毛泽东就止岸英到食堂去吃饭，第一餐是工作人员领岸英到中灶食堂吃的，饭后毛泽东问他在哪个食堂吃的饭？岸英如实回答了。

    毛泽东说：“你对革命有什么贡献？”又让他到大灶和战士们一同吃饭。大家看着都很心疼。孩子固然应该锻练，但生活条件一下子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会吃不消的。我自己深有肠胃不适应的痛苦感受，很想让岸英同米大夫一起用餐，但不便这么办，也不矛说。

    陕甘宁边区那时已经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满20岁、女满18岁方可结婚。岸英已20岁出头，在苏联开放的中活过惯了，和女孩子接触中，总引起周围人的议论，尤其是江青，最爱在主席面前说三道四，使毛泽东很烦恼。

    岸英很快钟情于一位姑娘——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他向父亲报告，要求准许他们结婚，父亲问他：“姑娘多大岁数了？”他如实回答说：“差一两个月就18岁了。”

    父亲说：“这不行，一天也不能差？你应该知道，政权是我们的，婚姻法是我们订的。如果我们自己订的法律，自己不能执行，还怎么要人民去执行呢？一句话，就是一天也不能差！”岸英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