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逼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一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置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真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康生和中央

    康生作为掌握敌情的社会部部长，对敌情作了“特务如麻”的错误估计(姑且不说他是故意的还是犯了主观主义），开始时，对党中央毛主席是多少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利用了所破获的“戴案”，似乎对这种估计也作了印证。所以，康生的估计和他决定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不便轻易开口。例如：张克勤的假口供在中央传阅过，毛泽东也看过；王实味案不仅为毛泽东所认可，而且从王实味案出发，毛泽东还作过整风要解决资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报告时就是根据康生的报告说：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时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讲话，他们5个人就组织了5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播芳、宗正。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一笔者注）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

    党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说：“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