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傅聪的信中所说的“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那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长篇讲话。这次讲话的记录经过整理，又作了许多删节和补充，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曾对一九五七年以及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在信中提及，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至六时五十分，“毛主席又亲自来讲过一次话”。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的记录，又经过整理，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名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此文亦是毛泽东着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这个平时埋头书斋、无党无派的翻译家忽地来到首都北京，忽地得以出席中共全国宣传会议，忽地得以亲耳聆听最高领袖的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虽然其中的一次是听录音），陷于久久的兴奋之中。知遇之感，使他对中共倍觉亲切，对毛泽东倍觉伟大。他在大会套座谈会、座谈会套小会的繁忙时刻，挤出时间整理毛泽东的讲话，写成“传达报告”，寄给远方的爱子。

    傅雷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北京写给傅聪的信中，倾吐了他当时的真实的激动心情：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好后再寄。在京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是硬撑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常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还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通了的人。”

    傅雷如此盛赞毛泽东，完全出于他的内心。他是在给儿子的家信中写这番话，用不着口是心非，用不着逢场作戏。他，确确实实被毛泽东的两次演讲征服了。

    傅雷，只是许许多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傅雷在家书中露出的真诚悦服的声音，代表着他的朋辈们的心声。

    也正是因为受到毛泽东两次讲话的鼓舞，费孝通才终于把捏在手中的一文送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