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微词，但敢怒不敢言。

    在斯大林死后，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波兰人民对于苏联军队驻扎华沙日益不满（根据波茨坦协定，苏联当时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驻有军队。但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驻军）。波兹南事件爆发，罗科索夫斯基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动用军队镇压，便使身份奇特的罗科索夫斯基成为众矢之的。

    就在这时，哥穆尔卡在波兰走出囚笼，日益得到人民拥护。

    哥穆尔卡也是一位资深的波共领袖，在党内的地位原先不亚于那位“波兰斯大林”贝鲁特。

    哥穆尔卡在一九二六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经多次被捕，仍坚持斗争。一九四二年，他成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兼华沙地区书记。一九四四年七月苏军攻入波兰后，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出任副总理。不久，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

    然而，他很快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因为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反对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翌年失去总书记职务。迫害逐步升级：一九四九年底，他被开除党籍。一九五一年七月，他甚至被捕入狱。直至斯大林去世，他才于一九五四年底出狱。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异是为哥穆尔卡平反，这样，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恢复了党籍，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不过，赫鲁晓夫对哥穆尔卡却不放心，觉得他因受斯大林迫害，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倘若波兰落到哥穆尔卡手中，就不那么“听话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是波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哥穆尔卡呼声甚高，看样子会完全击败贝鲁特的继承人奥哈布，而且要采取措施，解除罗科索夫斯基手中的兵权。

    哥穆尔卡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呼吁进行经济改革，摒弃斯大林经济模式。他还重新评价了波兹南事件。

    哥穆尔卡强调指出：

    “当波兹南工人在今年六月的那个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罢工的武器并且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有力的呼声：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从错误的路上回过头来吧！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是并不是波兰人民，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段，我们不屈不挠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我们自己本身。失去它，也就是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代表个人不能代表的任何人。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①

    赫鲁晓夫闻讯，立即打电话到华沙，说是马上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那里。可是，他却碰了软钉子：哥穆尔卡劝他晚些时候再来！

    赫鲁晓夫怒不可遏，组成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内中包括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飞抵华沙。刚下飞机，代表团便驱车直奔华沙贝尔凡特列宫，要求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举行会谈。

    赫鲁晓夫并不隐讳如此急匆匆赶来的原因：“我们惟一担心的是哥穆尔卡升为第一书记，部分是由于某些反苏势力的政治策动的结果。”

    苏共以“老子党”的气焰干涉波共，激起波共的极大反感。赫鲁晓夫甚至要科涅夫元帅下令，急调驻守靠近德国边境西里西亚的苏军以“演习”的名义朝华沙进逼。

    哥穆尔卡得知这一重要情报，一边要求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停止前进，一边给华沙工人发枪，组成工人自卫队。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一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