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上作了那番讲话之后，思维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这位身兼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于一身的首脑人物，在思索着怎样在中国防止出现波匈事件。

    进入一九五六年的最后一个月，毛泽东的脑海中不断涌现新的思想。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届二中全会，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中国民主建国会通常简称“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一个民主党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成立，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为主席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建”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由主任委员黄炎培主持。会上，章乃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他说：“资产阶级消极性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他还说，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太残酷”。章乃器的发言，引起了争论。人们既批评章乃器的言论“有原则性错误”，但又认为“要保护他敢于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主任委员黄炎培与毛泽东有着多年交情。早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会议的主持者为黄炎培，而台下的听众之中有一小伙子，此人便是毛泽东。这是他们订交之初。后来，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章伯钧等作为国民参政员，前往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亲自接待。黄炎培为此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畅销。此后，黄炎培在一九四九年春由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十月一日，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他被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来，又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开幕时，黄炎培作为民主人士代表，被请上主席台。

    在主持召开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之后，黄炎培给毛泽东去函，汇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阅毕，颇感兴趣，于十二月四日亲笔作复。这封信，写出了毛泽东的新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黄炎培字任之。毛泽东的信，是这么写的：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还将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以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这样的。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特别是解放之后，冗事缠身，他的书信简直像电报似的，一两百字而已。这封写给黄炎培的信破例，写了五百多字——因为此信阐述了他从“民建”得到启示后产生的新的重要见解。

    在写此信之后不几日——十二月五日、七日、八日，毛泽东又接见在京开会的各工商联、民建会的负责人，谈及了信中的这一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