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四月下旬，《人民日报》天天曰“放”，使全国的舆论“气温”直线上升。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刊载两篇来自文艺界的报导《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和《文艺创作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两篇报导，写及了文艺界的动向：

    文化部部长茅盾以为，“根据目前情况，主要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目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存在着各种顾虑。”有人形容一些编辑部的状况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茅盾说，“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则说：“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

    名作家老舍认为：“毒草可以放，但是诲淫诲盗的东西不能放，这是毒蛇。”

    部队的作家们的意见也很尖锐，认为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认识错误，态度粗暴，不合事实，后果不好”。

    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内中说：“人们认为这次大讨论是三个字：好！好！好！毫无顾虑地提意见，这是一好；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这是二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这是三好。”

    从这天起，《人民日报》以《听了毛主席讲话受到极大鼓舞，各地知识分子谈“百家争鸣”》为题，连续发表报导。《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指出：“本报编辑部日前通知各地记者，分别访问驻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经去北京听过毛主席的讲话的。他们的体会和意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编辑部决定将各地知识分子谈话刊登。”

    来自各地的访问记录，勾画出当时中国的时代气氛：

    济南——山东省文联主席于黑丁说：“目前知识分子有两种顾虑：一是怕犯了错误遭到粗暴打击；二是怕正确意见不能发挥作用。”

    南京——着名国画家傅抱石说，“过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杭州——杭州市副市长、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筹委会副主委陈礼节说得很明白：浙江知识分子“在‘放’和‘鸣’上，还有顾虑”，因为“怕‘钓鱼’和怕被整”！

    成都——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罗承烈则说，“粗暴批评，就会使人怀疑‘鸣’、‘放’的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常苏民则提及四川出了一篇《草木篇》，“就惊惶失措，大有不可终日之势”。他以为，“即使有一百篇《草木篇》，也不会天下大乱”。

    ……

    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声表明，他们正在准备大“鸣”、大“放”，但又担心“放长线，钓大鱼”，真是个欲言又止，“犹抱琵琶半遮面！”

    毛泽东时时在观察着中国的局势，天天在看着《人民日报》。他以为，中共进行整风的时机日渐成熟了，虽然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但一直没有落实。他当时的打算是“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

    毛泽东所说的“上半年发通知”，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得以落实。这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闻风而动”，在五月一日便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五月二日，配发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七日又发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

    “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