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例如北京约有八百人，上海有七百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五十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七百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加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着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写罢这一《通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短信：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通知，中共中央于七月九日当天发出。

    到了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

    这一《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北京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七千五百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四十七。全市有极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六点七。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一百三十五人，近日又决定增加五十五人。

    《报告》还说，北京各高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人，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报告》说，教授中的右派分子为一百九十二人，占教授的总数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极右分子为八十五人。

    这份《报告》所报告的仅是北京市的右派分子数目，尚不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中的右派分子。

    这份《报告》仅仅反映截止八月七日的统计数字。

    光是北京市这一统计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总数的一倍！

    薄一波曾这样谈及“反右派运动”：

    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①

    薄一波所说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其实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即使是这个数字，也相当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四千人”大了一百三十七倍！

    在回顾往事时，薄一波批评了毛泽东对于“反右派”的“主观随意性”：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了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