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是指黄琪翔。

    章伯钧答道：

    “关于联盟，我没有法子答复这个问题。我的作风恶劣，独断专横，家长制。我现在已成为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章伯钧作为交通部部长，在交通部也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报导《在交通部反击右派分子会上章伯钧亲信吐露小集团内幕》，内中写及章伯钧的“亲信”王一帆的揭发：

    “王一帆说，去年九月，章罗联盟形成。”

    这么一来，把“章罗联盟”形成的日子都说得非常确切——在此之前，章伯钧只是说在“去年”形成而已。

    王一帆所谓的“去年九月”，是指一九五六年八月章伯钧从北戴河回北京之后。

    章伯钧在重重压力之下，只得违心地承认了“章罗联盟”。

    那是章伯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内中一段这样谈到“章罗联盟”①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的权利斗争。自一九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过去一些和他接近而反对我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当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

    ■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