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同盟”遭到“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的时候，另一“大右派”章乃器也是“大批判”的重要目标。

    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起，章乃器开始受到批判，那批判的势头日渐见盛，调门也越来越高。

    最初，对于章乃器的批判，还只是局限于他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论，从“同志式的帮助”到上纲上线，亦即“反党反社会主义”，诸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李烛尘对于章乃器的批判，便颇具代表性。他指出，章乃器“一贯地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来达到鼓动工商界反对社会主改造的目的”。

    李烛尘是从四个方面批判章乃器：

    一、不要工商界接受改造；

    二、教工商界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三、教工商界否认剥削；

    四、挑拨离间工商界与党和政府的关系，要我们反对党的领导，要我们放弃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李烛尘也是民主人士，曾任永利制碱厂厂长，解放后任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当然，他也是作为一种“政治任务”，参予批判章乃器。

    后来，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诸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之类。他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

    最后，“挖根子，算老账”。上海《文汇报》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发表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那副标题就够惊人的：

    “投靠李宗仁，勾结陈光甫，搭空架子开实业公司，战争喂饱了这个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顿成富翁。”

    于是，这位“七君子”之一的着名民主斗士，被戴了“反共老手”的大帽子。

    面对批判狂潮，章乃器并不认“错”。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报导，那标题十分醒目：《章乃器拒绝批评》！

    那是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会联席会上，批判章乃器和李康年。

    报导说：

    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求章乃器深刻检查他的错误言论，章乃器却继续为他近来发表的一些论点辩护，表示不同意工商界人士和民建常委对他的批评。

    章乃器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他也可以来个假检讨。

    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

    李康年倒是表示撤消自己关于定息二十年的意见。报导说：

    李康年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二十二亿元，兑现年期分为二十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

    就在报导见报的翌日——六月十七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常委会的联席会议上，还称自“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

    章乃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为此，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新华社的七月二日的电讯，报导章乃器的“顽固态度”。

    报导如下：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斥责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会议上对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诬蔑以及顽强抗拒批评的恶劣行为。

    发言人说：“我们两会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处获悉，四川代表小组曾多次对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