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反右派”攻势之下，第一届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右派”们纷纷检讨的大会。

    一个又一个“右派”头面人物登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台，名为“代表发言”，实为交代检查。

    一时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成了“右派”们高唱“是我错”的“歌坛”。

    章伯钧作为中国的头号“右派分子”，唱起了“是我错”。七月十五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的发言。

    章伯钧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的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以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微小组代表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接着，章伯钧“挖”自己的“历史的根源”。这种“挖根”检查，是那种年月所常见的：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教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①

    章伯钧最后表示了“痛改前非”的“决心”：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