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景超作为社会学家，颇具真知灼见。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紧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另一重要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博士，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对于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个初步的意见。”

    不料，在“反右派运动”中，吴景超的这两篇闪耀着真知光芒的论文，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吴景超一下子就被划入“极右分子”的名单。

    其实，如今重读吴景超先生的“右派言论”，就会为他的真理性见解而扼腕惊叹！吴景超曾这样激烈地抨击了教条主义。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北京日报》上说：

    “这些人遇到一个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不是去搜集、分析事实，从事物的客观联系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去查经据典，看看马恩列斯对这些问题是怎样说的。

    “例如，说民族问题的，并不去认真地研究中国有那些少数民族、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特点，而只会背诵斯大林所讲的四个基本特征；研究帝国主义的人，并没有去搜集有关美国、英国的大量事实来进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诵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来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使得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第一次欧洲大战那个阶段。”

    他最后深恶痛绝地指出：“教条主义对于马恩列斯所没有说过的话就不敢说，离开了马恩列斯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而且还迷信马恩列斯，以为他们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

    吴景超还在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设》杂志上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这在五十年代，是很“超前”的见解：

    “如何在最短期内，消灭国民经济中的技术落后现象，使所有劳动者都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生产，都能够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大家满意的方案。

    “我们对于每一劳动者所配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产还是可以照旧进行的，但是这种生产，就不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进行，而可能是落后技术基础上进行，那是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

    吴景超的这些“右派”言论，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深刻。他不幸地遭到挞伐。历史学家范文澜甚至称他是“国家放火犯”——因为他到处“煽风点火”！

    吴景超划入“右册”之后，备受煎熬，而在“文革”中又雪上加霜，终于在苦风凄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