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翔接着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根源”：

    我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出身而又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军人，我在历史上是有污点的，后来又沾染上不少欧美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毒素。青年时代，无疑我的思想是封建的；大革命以后，二十年间又渗杂了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后，我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但进步很慢，留恋旧的多于接受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浓厚地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来说，简直还无法掌握运用。①

    黄琪翔先生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在万般苦闷之中病逝于北京。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反右派运动”中，揭出了所谓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于是，由此追查这一“集团”在该党中央机构及各地的骨干，一追就追出一大堆，株连了许多人：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集团及其各地代理人就得意忘形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活动。

    首先，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秘书处长、交通部公路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杨逸棠（农工中央执行局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李健生（农工候补中委、北京市委副主委、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王寄一（农工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委员）、钟岱（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在中央经过策划以后，便派遣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分别到东北、山东、河南等地，执行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滥肆发展。

    在北京，章伯钧、黄琪翔和李健生动员了他们的骨干分子，如张申府（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王枕心（农业部专员）、张含清（对外贸易学院教员）、陈苏生（中医研究院编审）、曾宪朴（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农工党农业部总支部主委）、李宗恩（协和医学院院长）、李万春（北京市京剧一团团长）等，在科学教育、工程技术、农林水利、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和妇女六个方面，邀集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举行了二十多次点火会，煽动反党的毒焰。①

    在追查中，又在北京农工民主党市委查出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

    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的阴谋活动被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干部即乘胜向右派分子展开斗争，并先后于七月上半月和八月上旬揭发了另外的两个右派分支小集团。这两个小集团的分子一向都是在右派分子李伯球、张云川的指使之下，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献策奔忙，摇旗呐喊的。这两个右派小集团被先后揭发后，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北京市委机关反右派斗争的队伍的阵线更分明了一些。②

    紧接着，各省、市农工民主党揭发出“章、黄、李右派集团”的代理人：

    浙江——右派分子李士豪（农工浙江省委主委、中央执行局委员、浙江林业厅厅长、全国人大代表）、蔡一鸣（农工浙江省委副主委、浙江交通厅副厅长），在整风运动期间，除了在杭州到处点火外，还派干部到湖州、嘉兴去召开座谈会，煽动反党。

    陕西——右派分子韩兆鹗（农工中央委员、西安市筹委主委、陕西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煽动知识分子发表反动言论。

    江苏——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在整风运动一开始便同章伯钧南北呼应，发展反共分子来扩大他的“邓家店”，并挑拨医药卫生界同政府对立。

    上海——右派分子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委员、宣传处处长），早在去年八月间即煽动上海国画界同政府对立，整风中又由李伯球“面授机宜”，接二连三地到处点火放毒。

    天津——右派分子杨济时（农工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