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假检讨当场被揭穿》，《看王造时现形记》；

    七月九日，《工人的血养肥了王造时》；

    ……

    其实，王造时的所谓“右派”言论，是对中共的既善意又深刻的批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①

    面对着猛烈的批判，王造时争辩着，反驳着。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上海《文汇报》便这样报导王造时在复旦大学批判会上的发言：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运动过程中，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是难于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我是在向党提意见，想帮助党改进我认为不满的地方。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

    然而，在那“左”星高照的年月，王造时的辩解，被淹没在“大批判”的洪流之中。

    笔者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三度采访了王造时夫人郑毓秀。

    她出示一大叠王造时的“检讨书”手稿，令我非常震惊。据告，王造时在写“检讨书”时，夹了一张复写纸，留了一份底稿。这些底稿是在“文革”后退还“抄家物资”时交到郑毓秀手中的，但是已经佚散甚多。

    这些残存的“检讨书”，我按时间顺序，编成了以下很不完整的目录。从这份目录中，可以看出，“王博士”已成了一位“检讨博士”。有的“检讨书”甚至长达万字，以至足以出一本《王造时博士检讨文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第二次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文化俱乐部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上的检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恳切申请下乡参加体力劳动改造自己》；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的忏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忏悔我的罪行》；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学习〈实践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学习〈矛盾论〉的小结（对照检查）》；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总结（六班二组王造时）》；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思想汇报——对党的感情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改造规划》；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思想汇报——关于三件事》；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两年来的自我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思想汇报——在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中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思想汇报——鼓足干劲，加紧改造，争取不戴右派帽子过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来的思想小结》；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社会主义学院鉴定会上的发言》；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摘帽后的思想汇报》；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思想汇报》；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摘掉右派帽子以来的思想小结》

    ……

    王造时不幸连着不幸。家庭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一起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