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报告，就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

    那报告虽说丁玲、陈企霞组成“反党小集团”，可是，并没有多少关于他们“反党”的证据，却着重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即丁玲有着“自首、叛变”行为。而陈企霞和“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李又然则有着“托派嫌疑”。

    其实，丁玲的被捕问题，早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就已经在延安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过审查。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陈云、李富春亲自审定和签署的丁玲历史结论通知丁玲，认为她“仍然是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①

    可是，周扬坚持要对丁玲的历史问题重新审查，而且要写成“有变节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于陈企霞和李又然的历史问题，也要写成“托派嫌疑”。

    于是，陈企霞和李又然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

    公安机关经过仔细审查，否定了陈企霞和李又然的“托派嫌疑”，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周恩来深知其中的根源，作了指示：

    “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①

    丁玲为自己写了申辩材料，经过调查组调查、核实，一些问题逐渐得以澄清。李之琏举了几个例子：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一九五三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②

    这样，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又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就在这时，遇上大鸣大放。自然，错误地处理丁、陈，成了文艺界鸣放的热点。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作了自我检查：

    “一九五五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

    于是，天平朝丁玲倾斜。

    可是，才过了两天，天平就剧烈地晃动了——六月八日，随着《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丁玲的那些申辩材料，被说成了“翻案”。丁玲的历史问题，这时像变戏法似的，改成了：

    “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

    这么一来，来了个否定之否定，“丁陈反党集团”成了文艺界万炮齐轰的首要目标。

    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经过揭发，包括七个人，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明。内中陈明为丁玲丈夫。

    以至李之琏，由于实事求是地坚持调查结果，不同意周扬意见，居然也被划入“反党集团”！

    毛泽东虽说当年为丁玲写下“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句，在一九五七年也支持把丁玲打成“右派”。

    一九五八年，当《文艺报》要发表对丁玲的《在医院中》、王实味的等的批判文章时，毛泽东在一月十九日为《文艺报》写了按语：

    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