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在他去世前夕，谈及他和冯雪峰在上海见面的情况，还谈及了夏衍之事：

    我到上海时大约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下旬……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谈到上海地下党的情况，我第一个告诉他，夏衍是可靠的。雪峰第二天就找了夏衍，但后来夏衍很有意见，说雪峰“先找党外，后找党内”，这是夏衍的误会……

    冯雪峰当时是做党中央特派员到上海来寻觅、恢复、联系地下党组织的，而上海那几个党员却不接受他的领导，不听从他的劝告，甚至连面也不肯见，而这在当时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对党的事业，还是对全民抗日救亡运动都不利的。①

    另外，由冯雪峰起草的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更是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主要文献，引起周扬的忌恨。因为周扬、夏衍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曾发生一场大论争……

    另外，冯雪峰和丁玲有着很深的友谊。作家骆宾基曾这样评述冯雪峰和丁玲的友谊：

    丁玲是冯雪峰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老战友，他们相识于一九二七年国内第一次民主大革命之前，两人是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的老一辈共产党人，一个是以小说《水》为标志在中国新文学界出现的第一位左翼女作家；另一个是中国第一位马列主义的新文学左翼理论家。他们如珠如玉，在新文学史上相映成辉。丁玲当时是冯雪峰最关心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阵营的作家；冯雪峰又是丁玲在新文学征途中的带路人，因而丁玲是冯雪峰的知已，是最理解冯雪峰同志的一个作家，正如后者同样是一个最理解她的作品在历史过程中的革命价值的新文学理论家一样。①

    历史的纠葛，再加上冯雪峰与丁玲的密切关系，于是，借助于“反右派运动”的时机，周扬不仅整了丁玲，而且把火烧向冯雪峰。

    于是，《人民日报》的报导，称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会上指出，冯雪峰是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一九五二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他们把《文艺报》变成了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一九五四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对《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进行检查时，批评了冯雪峰的错误，冯雪峰阳奉阴违地做了检讨，但是心怀不满，认为这是对他在政治上的一次大打击。他对陈企霞说：“很快人家就要整你了，你要当心点！”又说这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的时候，冯雪峰和丁玲、陈企霞密谋推翻一九五五年党关于丁、陈反党集团所做的结论。他对丁玲说：“你的问题在党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是拿到群众里去，那就好些。”又向丁玲献策说：“你吗，最好装病，就作出一副给人打倒了的样子。”丁玲果然在会上装出是受迫害的样子说：“我是一棍子被打死了的，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冯雪峰还对丁玲说：“你可以像企霞那样，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又说：“党员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今年六月，作家协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时，冯雪峰作为党组成员，却不参加党组会。他对陈企霞说：“党组会你顶住，我不参加，我能推就推，能拖就拖。”陈企霞说：“这很好，我可以在各种会上问你为什么不参加会，将他们的军。”以后陈企霞果然这样做了。

    冯雪峰除了背着党筹划办同人刊物，企图搞垮《文艺报》外，还积极地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活动。丁玲和陈企霞要在今年十月准备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公开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