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幸运：她仍被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名单上便有她。

    于是，浦熙修在全国政协下属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当个小小的副组长。这时，彭子冈便成了浦熙修手下的组员！

    两员曾经驰骋风云的“能干的女将”，在这么个小组相遇，彼此都感慨万分。

    更使她俩感慨的是，她们的组稿对象，又有不少人正是她们当年的采访对象！

    在“文革”中，浦熙修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而彭子冈则在一九六九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送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也真巧，那时“大右派”费孝通也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费孝通曾这样回忆：

    一九七零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但是并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作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像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弃世时，我还在干校。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自知余日不多，浦熙修在病床上写下一份自传。她这么写及自己的病况：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十二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一九六六年一月动手术，后来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六月七日才出院。那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十一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改造自己……”

    浦熙修死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终年仅六十岁。

    对于浦熙修的死，彭子冈这样沉痛地回忆：

    后来在干校，听说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不久，又被轰回了家，那位邻居大嫂临时学习注射，担负起全部护理工作。后来又听说她死在那家医院的观察室里，临终时身边无人，疼得大喊大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呢？最近她女儿来找我，才知道她在娘去世时去河南干校，无法侍奉在侧。后从遗物中找出熙修自己写的两份自传，还有她画的扇面……①

    雨过天晴。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浦熙修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虽然浦熙修已经离开人世十一年！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萨空了致悼词。

    悼词高度评价浦熙修：

    “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她新闻敏感性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她疾恶如仇……她不仅用墨水，而且是用鲜血写新闻……她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对党无比信赖……”

    背着“章罗同盟女干将”黑锅离开人世的浦熙修，倘若能够听到这样的悼词，当含笑于九泉之下！

    令浦熙修亲属颇为感动的是，就在这一天，收到两封亲笔道歉信。

    一封信是陆定一写来的。尽管浦熙修“右”案乃是“钦定”的，与陆定一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陆定一认为自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负有一定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