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紧接着，二十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导，点了戈扬的名：

    《费孝通勾结黄沙进攻〈新观察〉主编戈扬丧失立场支持右派活动〈新观察〉编辑部连日召开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报导指出：

    《新观察》杂志编辑部自七月九日以来，连续召开工作人员大会，检查刊物的方向，并展开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费孝通勾结该刊右派分子黄沙的反动阴谋，并批判了该刊主编戈扬同志的右派思想和支持右派活动的错误。

    《新观察》自去年秋天起，就陆续发表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利的文章；整风开始后，刊物上更出现了一批反党的毒箭。对这些反动的文章，编辑部非但长期不准备反驳，而且把毒草当作香花送给读者，如《西游记新编》（一九五六年二十二期）、《六亲不认与墙》（一九五七年十一期）、《女工的要求》（一九五七年一期）、《野兽的厨房》（一九五六年二十四期）、《蓓蕾满园乍开时》（一九五七年十期）、《为什么放得不够》及《风雨小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记者是干么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期）等十几篇文章，其中十一篇是编辑部的人写的。这些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导，这篇报导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拔性的煽动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位置。

    这篇报导以《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为小标题，揭发了戈扬的“严重错误”：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她认为肃反运动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在北京《新观察》编辑部，采访了戈扬。

    戈扬说，对于她的批判，最初还只是说犯了“严重错误”，后来进一步打成“右派分子”。她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这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被定为“右派分子”。当时，一份文件上写着她二十多条“右派”言行，要她签名。她看也没看，就签了名。

    从此，她从十一级降为十四级。戈扬说，她对于这种所谓的“干部级别”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降级处分”也就毫不在乎。

    戈扬对笔者说：“我向来是干活的人，不是当官的人。有些人太看重这些‘级别’，我从不看重这些。”

    戈扬说，其实她这个人，本来倒并不是“右派”，却应该说是左派。所以，把她打成“右派”，最初她还想不通呢！

    自从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开始变得冷静，开始认真的思索，以至大彻大悟了……

    她先是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然后被调往辽宁编《鸭绿江》文学杂志。

    “文革”开始后，她又受折腾，被“下放”到内蒙古沙漠。她告诉笔者：“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