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的成员。

    笔者问陈修良，沙文汉被划入“右”册，是否与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有关？

    陈修良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沙文汉和潘汉年有着诸多工作上的联系。潘汉年在一九五五年被诬为“内奸”，也就牵连到沙文汉。当时，有人曾说，不仅有“上海的潘汉年”，而且还有“浙江的潘汉年”。不言而喻，这“浙江的潘汉年”，指的就是沙文汉。虽说沙文汉当时还在做浙江省省长，但是已被打上个问号。

    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抓住他的一些言论，趁“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打成了“右派”——虽说在打成“右派分子”时，只是批判沙文汉的“右派言论”，并没有提“浙江的潘汉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浙江党组织内一场两条道路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全省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议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沙、杨两人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杨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掩饰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争中，沙文汉、杨思一两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争，并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饰，拒不交代。会上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杨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恶毒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并且支持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杨思一除了积极支持沙文汉的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恶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歪曲党内生活真相，自吹一贯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杨两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满，杨思一并污蔑肃反五人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代表们还一致指出，杨思一几年来一贯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场，在党内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甚至发展到在省委常委内部划圈圈，处心积虑地制造党的分裂……

    陈修良和沙文汉被先后打成“右派分子”，一直瞒着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独生女沙尚之。他们怕十八岁的女儿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批判陈修良、沙文汉的文章，沙尚之这才终于得知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悲剧。

    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下放”到浙江嘉兴农村当农民。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平反，在一九八二年，沙文汉在地下工作中的贡献也得到了充分的表彰。他晚年所写的《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