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群上了年岁的灰蒙蒙的楼房之中，矗立着一幢新的教授楼。一九九零年夏日，我来到那里。叩门之后，许久才发现有人慢吞吞地前来开门。站在我面前的步履蹒跚、满头飞霜的长者，正是葛佩琦。虽然他视力不佳，却也认出我来了，紧紧拉着我的手，领我进屋。

    他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离开了那住了十年的陋室。他的新居是两间平房，二十九平方米，算是改善了些。

    如今，他住进新盖的教授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迁入。虽然他依然独自一人，却有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

    从山西的监牢，到北京八平方米小屋，到二十九平方米平房，直至今日四十二平方米教授新居，这十分形象地勾画出葛佩琦的境遇的逐步改善。

    葛佩琦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

    “这是我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艰苦奋斗六十年》。”葛佩琦对我说，“自从你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纷纷劝我写一写回忆录。本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开始着手写，写了十万字……”

    葛佩琦说，他的回忆录主要是写史实，几乎不加个人的评论。他以为，他只做了“小小的事”。写下他的所见所闻，为后人留下一点史料。

    我翻阅着他的回忆录，内中有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当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是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过去的历史是红色的。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干部。

    正因为他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他能够写出回忆自己革命经历的《艰苦奋斗六十年》。虽然内中也写及“历史的误会”，但是他着眼于希望后人从中汲取教训，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冤案

    在去看望葛佩琦之前，我来到一幢陈旧的灰色的大楼，探望他原先的妻子朱秀玲。五年前，在那里我曾与朱秀玲作过详细交谈，知道她的苦难的身世。她长年卧床，重病在身。这一回，她的房门紧锁，邻居告诉我，她住院了。很遗憾，不能请她谈谈近况。

    我深为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感情误会而遗憾。这是因为在一九八七年我曾发表了报告文学《离人泪》，写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误会，许多读者来信希望他们复婚。我一次又一次把热忱的读者来信，转寄给葛佩琦。他说感谢读者的关心，但是否复婚还要考虑。我知道，他的脾气有点“倔”，感情的转弯需要时间。

    这一回，我见到葛佩琦，又提及了朱秀玲。

    “我们没有复婚。”葛佩琦对我说道，“不过，她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她。我们都已上了年纪，她又长期患病。现在，我雇了一个保姆，上午照料我，下午就到医院照料她，给她弄吃的，洗洗刷刷……”

    听了他的答复，我心中的担忧消散了。尽管他与她没有正式办理复婚手续，但是感情的疙瘩毕竟已经消除。

    朱秀玲在五十年代已是数学副教授，受葛佩琦牵累，三十多年未加过工资。葛佩琦告诉我，最近组织上已给她加上了两级工资。她住的旧房，没有卫生设备，组织上也准备给她分配新房子。她已七十六岁，心脏病日益严重，腿脚麻木，不得不长期住院。

    葛佩琦在狱中患青光眼、白内障，视力很差，甚至在明媚的阳光下对面看不见人。如今经过治疗，已能看清公共汽车上的牌号。戴着一千六百度的眼镜，再拿着放大镜，可以看报纸。他是在极其艰难之中，亲笔写下回忆录的。从去年开始，心脏不适，常有憋气之感。七十九岁的他，已垂垂老矣！

    我问起他的子女近况。他脸上浮现了笑容。曾经受他株连，子女吃尽苦头，但是个个学习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