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还是‘油缩予发白——短炼’。”

    还有一个“不鸣不放”者，是一位“三朝元老”，名叫刘昌福。他年长张有十岁，非中共党员。由于他曾在伪满洲国时代、国民党时代和共产党时代都做过小职员，所以有着“三朝元老”的外号。平常，在私下里，他对张有也说一些对共产党的看法，但是在各种公开场合，一言不发。张有动员他“鸣放”。他对张有说：“共产党整风，能不能诚心到底，我没有看透。像我这样出身复杂的人，说话容易使人产生误会，弄得不好，就有可能好心没好报！”

    除了以上两位“不鸣不放”者之外，还有一位“不鸣不放”，那就是张有自己！

    张有“不鸣不放”，倒不是他对共产党存有戒心，也不是他“老练”，却是由于他是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忙得不可开交。他要组织、参加各种各样的鸣放会议，还要做鸣放意见的整理工作，要向上汇报，等等。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鸣放。他还以为，反正各种意见大家都说了，他要说，也就是这些话，没有必要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正因为这样，当机关里绝大多数人已经多次鸣放，张有仍“未鸣未放”。

    张有“不鸣不放”，照理应该太平无事。这位反复动员别人鸣放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候，成了“动员对象”！

    那是在五月中旬，上级要求大鸣大放“再掀高潮”。

    为此，机关党委居然专门传达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发言，以张有所在的党支部作为“试点”，召开大型鸣放大会。在这个会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有一至两人发言，“不准有空白”。机关党委指定张有为“第一发言人”，要求作“林希翎式”的发言！

    当时，张有以为“这是上级党委对我们支部的重视，也是对我的器重”。于是，张有根据上级党委所要求的“着眼于党和国家大事”指示，拟定了发言提纲，确定“民主选举、宗派主义、党群关系”为发言重点。

    五月十八日——距《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前二十天，作为“试点”，张有所在的党支部召开了大型鸣放会，外支部许多人列席旁听，出席人数总共达二百多人。

    遵照上级指示，张有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据张有回忆，“发言受到全场赞同，引起共鸣。有些人还插话补充了我发言的不足。会议鸣放气氛热烈，开得很成功”。

    这是张有在大鸣大放中惟一的一次鸣放。

    会议结束之后，张有根据上级指示，还专门写了题为《如何组织开好鸣放大会》的“经验总结”报告上报，受到中共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党委的表扬！

    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大张旗鼓开始“反击右派”。这时，张有仍太平无事，因为机关里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有“右派”也只在北京高级领导层里，在地方是不会有什么“右派”的。

    黑龙江毕竟远离北京，政治的敏感度差，存在着“滞后现象”。直到七月，中共黑龙江省委才通知，暂停整风，开展“反右派斗争”。于是，整风领导小组调整为“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上告诉张有，说他既做人事工作，又抓共青团工作，还要顾及宣传工作，兼职太多，就不担任“反右领导小组”的工作。张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以为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从此之后，张有不再参与机关运动的领导工作。

    此后不久，有一天，来了两位记者，说是来采访关于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经验的。记者回去后没有几天——八月五日，当地一家报纸头版头条消息，报导黑龙江省委直属机关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揭发出隐藏很深的党内右派分子——张有！

    张有顿时如五雷轰顶，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