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经过再三的请求，已经遣回原籍五常县的父亲、妻子、孩子三代人，搬来镜泊湖养殖场，与他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

    一九六一年冬，张有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但是，他的处境仍是那样。张有说：“‘摘帽右派’与‘戴帽右派’的区别，只是前者没人再当众训斥而已！”

    由于镜泊湖养殖场连年亏空，允许“摘帽右派”自寻出路。于是，张有离开过了五年“劳动改造”生涯的镜泊湖养殖场，带着全家老小，回到故乡五常县。

    在老家，张有在人们的眼里仍是“右派”——虽说已经摘帽，毕竟还是“摘帽右派”。

    在“文革”中，张有是“当然”的“牛鬼蛇神”。于是，陪斗“走资派”，进黑帮队，上“学习班”等等，样样有份……

    自从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经过批判、斗争、劳动改造，要求“右派分子”们口服心服。慑于政治压力，张有在种种检讨中，只得“认错”，但是张有从来没有心服。一有“风吹草动”，张有马上就进行申诉，要求平反。

    他曾多次上诉：

    一九六零年夏天，报上登载毛泽东为麻雀平反的消息：毛泽东原本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与苍蝇、蚊子、老鼠“齐名”——其理由是麻雀啄食粮食。由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号召“除四害”，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消灭麻雀运动”。后来，科学家向毛泽东提出，麻雀不只是吃粮食，而且也吃害虫，有过也有功。对于这一意见，毛泽东倒是听进去了，就说麻雀应该给予“平反”。从此，麻雀不再“错划”为“四害”之一。

    敏感的张有读了这条消息，居然马上把麻雀的“错案”跟“右派”的“错案”联系起来！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匿名信，建议像给麻雀平反一样，给“右派分子”平反。他说，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错案，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也是错案。我们“右派分子”之中有许多人才，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要比麻雀大得多。平反麻雀，小事一桩；平反“右派”，利国利民，比给小小的麻雀平反重要得多……

    不言而喻，他的信石沉大海。

    一九六一年，张有听说中共中央下了文件，给受彭德怀株连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甄别，马上就给原单位去信也要求甄别。得到的答复是：只甄别右倾，不甄别右派！

    一九六二年，他看到报上登载毛泽东和久不露面的陈云握手的照片，又浮想联翩。他知道，毛泽东曾批评陈云“一贯右倾”。陈云复出，意味着毛泽东也许改变了对“右倾”的态度。“右倾”和“右派”都姓“右”，也许“右派分子”平反的时机到了……

    于是，张有以真名实姓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平反。信被转到原单位党委。张有被找去谈话，明确告知：“右派问题，不准申诉，今后不要再到处写信了，小心弄不好会出新问题！”

    ……

    张有，“人还在，心不死”。他仍然一次次申诉，要求平反，一次次受到严厉的警告。

    直到一九七八年四月，张有在县里听了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传达，无比兴奋，兴奋无比！

    一九七八年“中发十一号”文件，亦即《中共中央批复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由于多次申诉平反不成，他当时还不敢相信文件上所说的是真的。

    回到家中，亲戚朋友接连前来贺喜，他这才相信，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经过核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组织上作出了对张有右派问题复查改正和恢复党籍的决定，并把他调回原单位。张有忍辱负重二十二个春秋，终于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