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反右派补课”。因为在他们工厂里，还没有“揪”出过“右派分子”，被视为“领导思想右倾”。所以，工厂的领导正在厂里“寻找”“右派分子”。他们以为陈忠兴有着“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正好成为“反右派补课”的一课。所以，陈忠兴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分子”，而陈忠兴本人还蒙在鼓里。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起，陈忠兴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当时，他还以为，划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他这个小工人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他被贴了大字报，所以也就“劳动、劳动”。

    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陈忠兴在厂里的食堂门口见到贴了两张布告，上面的一张布告是宣布一个技术员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定为“右派分子”；下面的一张布告则宣布陈忠兴为“右派分子”，从七级工降为三级工。布告下方是厂长、副厂长具名。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什么“右派分子”，何况即便在当时，中共中央也早在一年前就已经规定“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但是，他竟然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陈忠兴被推入泥坑。喝足苦水。

    陈忠兴处处遭人白眼，处处矮人一截，低人一等，成了“监督劳动”的对象，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虽说在当时的上海，“师傅”是对年纪稍长的人的很普通的称呼，而陈忠兴是正儿八经的师傅，厂里却再也不许年轻人喊他“陈师傅”——因为“右派分子”是不能称“师傅”的。当然，更不能称“陈忠兴同志”了。

    陈忠兴的工资从每月一百零五元四角的七级工，一下子降为五十七元五角的三级工。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生活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原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如今这顶梁柱倒了。

    他的妻子是女工，在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已经被列为中共发展入党对象。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妻子也就无法入党了。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成了“白毛女”。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陈忠兴本来就够不上“右派分子”，所以在摘“右派分子”的帽子时，他完全可以列入第一批“摘帽名单”。可是，他却没有“摘帽”的“荣幸”，反而被送往上海青浦农场劳动教养。

    内中的原因，是他在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又挨了一棒。

    那是在“大跃进”高潮中，厂里的青年工人“敢想敢干”，提出要制造“思想车床”。所谓“思想车床”，就是你的脑子里怎么想，车床就“自动”地怎么做。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陈忠兴自然对这种“思想车床”摇头。于是，他被扣上“对技术革命泼冷水”的罪名。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

    陈忠兴被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

    陈忠兴想不通。他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他甚至几度想自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动教养生活，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降为每月三十九元——据告，他从农场回到厂里，算是新工人，而新工人的工资是每月三十九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不久，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发表。毛泽东在诗中写道：

    陈忠兴又一起找到“理论依据”，因为毛泽东歌颂孙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