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

    陈修良说，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的时候，补入她所谈的许多新的内容。

    笔者已经遵照她的意见，把她的谈话补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中国最小最晚的“右派”突然来访

    就在采访了陈修良的翌日，我家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五七战士”，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说，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他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他同样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时，能够补入他的苦难。他说，中对“大右派”写了很多，对于“小右派”反映不够。我也遵照他的意愿，把他的坎坷经历补入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从病床上打来的长途电话

    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中午，我忽然接到湖南湘潭的长途电话，那是一位名叫黎健的“五七战士”打来的。

    他说，他很兴奋地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真实背景。

    他说自己是在病床上含泪读完《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他患癌症，已经晚期。

    他对《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意见，也是以为对“大右派”写得多，而写“小右派”不够。他说，他便是一个“小右派”。他愿意把关于自己的苦难经历的材料寄来，希望在再版时补入。

    他告诉我，这本书最初是湘潭一家小书摊在销售。他的朋友——也是“五七战士”见到了，买了一本，向他推荐。他马上买了一本。他读后，又打电话给许多当年的“五七战友”，告诉有这么一本书。于是，那家小书摊的生意格外兴隆。

    他在病中给我寄来春节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