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老编辑涂光群回忆说，1953年某天，丁玲到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来和大家聊天时，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

    张凤珠也说过：“五十年代我看过丁玲写给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就性情而言，丁玲是一个不愿当官只想写作，不爱管人管事，只爱自由自在的人。更何况丁玲的官当得并不十分如意。1979年11月，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回忆起当年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时的情形说：“我到文艺处去是乔木同志跟我谈了三次话。我说，我不是这个材料，还是让我搞创作吧，乔木同志也讲，支持你搞创作，知道你不是做工作的人，但是现在没办法，你要来做一个时期。我去了，在那里‘混’了二年多，没有做什么工作。我在那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嘛！严文井同志可以证明嘛！乔木同志说，给丁玲一个办公桌，弄间房子，让她每天来办公。但没有人给我弄桌子，也没有人给我弄房子。我每次去，不是在林默涵的办公桌边坐一会儿，就是在严文井的房子坐一会儿，就这么混了一年多。”

    当时的中宣部在中南海里办公，文艺处只有丁玲、林默涵和严文井三个人。她感觉很累。后来她回忆那时的情况说：“我个人缺少工作经验，那时，又兼负责文学研究所、《文艺报》的具体工作，《人民文学》也改由我去主编，我曾请求乔木同志只管文艺处，其余工作另找人，乔木同志答应找着人了再说。因此，那时我的担子很重。工作复杂，感到难于应付，正处于焦头烂额之时”。

    官不好当，创作却受到影响，1951年6月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欧行散记》，共收入18篇文章，前八篇，她在沈阳只用了三个月，后十篇，她在北京断断续续写了一年。

    1956年8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检讨自己那一段的工作说：“我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力不胜任，一方面又由于有创作的矛盾，常却于负责，自居于领导之外。特别当工作遇到复杂、困难，不顺利的时候（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不懂得依靠领导，依靠组织，不善于取得组织的帮助，也不追求去懂得这些；又不能任劳任怨，坚持工作，而是怕麻烦，怕复杂，怕斗争，怕挨批评，怕犯错误，反觉得自己不被了解，有委屈，而产生退缩情绪，逃避现实，有专搞创作去的想法。我对自己这个弱点和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总以‘我是专搞创作的，工作太不适宜，只要能离开工作岗位，或不至有大影响的’这些看法来原谅自己”。

    丁玲写文章可以，讲话做报告可以，管人管事管行政却未必那么“可以”。她不大善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缺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愿意去学习掌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那些个素质。穷其一生，丁玲始终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作家，她是写文章的好手，却始终不是当官的好材料。她的兴趣在写作上，特长也在写作上，她很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她有自知之明。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之后，她对自己的创作实力更加自信，再写出一部成功作品的心情也更加急切。1952年8月4日，她给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徐光耀写信说：“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这也是她自己的心声。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的“一本书主义”，即由此滥觞。

    丁玲看重的不是高官，而是作品，她认为作品更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只要有了作品，就谁也打不倒。

    但是要专心写作，必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她身兼多项要职，隐身而退实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