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到他们两人的关系，这时，一个以丁玲为首、以丁、陈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便水落石出，大白天下了。起承转合，顺理成章，一点“预谋”也没有，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完全是水到渠成，群众揭发。如此一来，会议主持人便天衣无缝地把自己包了个严严实实，洗刷得干干净净。

    《报告》接着说，从8月6日的第四次会议开始，便“集中地对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对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而尖锐的批评。”前三次会只是虚晃一枪，只是一个铺垫，到了第四次会议才亮出真实意图，与会者方才恍然大悟。陈企霞退居次席，女主角丁玲登场，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靶子，照妖镜把她死死锁定，满会场举座皆惊！最吃惊的是丁玲本人：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而且是“反党”，还有个“集团”！

    正是在第四次会上，提出了“反党暗流”和“小集团”问题。

    紧接着，从8月8日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开始，参加人数和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主持人刘白羽说：“我们的会向领导汇报，领导觉得这样进行思想批判、整顿文艺界队伍，很有必要。因此中宣部决定扩大会议，请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其他几个协会党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规模的扩大，表示着问题性质的升级，斗争火力的升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丁玲。

    丁玲在1956年8月16日致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列举大量材料，说明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之前和会议初期，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她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最早是田间，因恐慌而至于自杀，后被处分。马烽第八次会上发言，遭到严厉批评，指为对党不坚定分子，以后，就有了十一次会上的再次发言。康濯在领导者的口中（周扬同志）说成是脱离反党联盟较早的，会上便一再得到他们的鼓励与支持。”

    那次党组扩大会开完以后，马烽下决心离开北京回山西去搞创作。很受丁玲喜爱的李纳，曾经是文研所的学员，她是因为崇拜丁玲才从云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这个善良文静的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徐刚回忆，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来回搓裙子，她告诉徐刚说：“我怕呀！”

    而曾经住在文研所里写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陈学昭，揭发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这个外表文静、又不常居北京的女子，手里竟掌握着这许多杀伤力极强的重磅炮弹，让丁玲和会议参加者们都大出意外，不能不对她重新认识，另眼相看。

    本来，康濯也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会上有人揭发说，康濯和陈企霞是丁玲的“文臣武将”，是丁玲反党的“左右手”，一个把持文讲所，一个控制《文艺报》，成为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但是由于康濯先是积极揭发，继而又猛烈批判，将功折罪，所以他就成了揭批丁陈的积极分子、骨干力量。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中专门有一段讲到他：“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康濯先是被提拔参加了中国作协的肃反五人小组（刘白羽、严文井、张僖、阮章竞、康濯），后来又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在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中，康濯又曾两次反戈一击，并且因此落得一个“汤裱褙”的绰号。政治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