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夏季，女作家陈学昭从杭州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

    许多熟识陈学昭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处世简单，不会阿谀逢迎，不会保护自己。她在法国留学多年，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的头衔。回国后来到延安，婚姻生活很不幸，多年来孤身一人，在政治斗争中浮沉，在文学园地里耕耘。她创作态度严谨，为了写作小说《春茶》，长期住在杭州市郊茶区体验生活，与茶农们相处得很好。但是她在那次党组扩大会上却变成一个斗士，揭发了大量丁玲的“罪行”，令人惊讶，也令人不解。

    本来她与丁玲是要好的朋友，她们的交往有了很久的历史。

    陈学昭第一次见到丁玲，是在1938年8月的延安。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抗日宣传任务，刚刚从西安回到延安，而陈学昭以黄炎培主办的《国讯》周刊特约记者身份，刚刚从重庆来到延安，她此行的成果，是写了一本《延安访问记》。

    丁玲与陈学昭真正成为朋友，是在1949年3月，丁玲住在沈阳的鲁迅艺术学院，写她的访苏散文，陈学昭也从哈尔滨到了沈阳，参加由蔡畅召集的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不料病倒，搬到鲁艺来休养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丁玲和她来往较多，经常有尽兴的长谈，丁玲在日记中这样评价陈学昭：“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后来陈学昭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丁玲还感觉有些失落。从那时起，她们彼此有了较多了解，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七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还照了合影，照片上留下美好的回忆。

    老朋友的亲密友谊，却在一场暴风雨中几近夭折。

    1955年的夏天，正在杭州写作《春茶》的陈学昭，接到中国作协的通知，要她到北京去开党组扩大会。在8月13日的会议上，陈学昭发言，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是耸人听闻的，包括：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

    陈学昭的突然揭发，让丁玲又是惊讶，又是气愤，又是悲哀。老朋友怎么也会落井下石？善良的陈学昭怎么也从背后捅了一刀？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来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第二年，调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揭发的那些材料时，她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事过28年之后，云散天晴，1983年7月，陈学昭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