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全都是要命的问题，全都未经核实，但全都可能是事实。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的主持人心里明白，光凭会上揭发出来的那些问题（而且是未经核实的问题），丁玲是打不倒的，《报告》在中央那里也未必通得过。李之琏在最初听了这个报告后的印象就是：报告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黎辛也认为：会上揭发的事实，跟“反党”挂边的，只有1954年检查《文艺报》与中央有关系，而那时《文艺报》的主编已经改为冯雪峰了。如果这个报告在中央那里批不下来，中国作协党组将非常被动甚至非常狼狈，整个党组扩大会将被全部推翻。但是，抓历史问题就不同了，潘汉年曾经是毛泽东那么信任器重的人，不就是因为向党隐瞒了12年前被挟持去见过一次汪精卫，就招致了囹圄之祸吗？历史问题，通敌问题，是要命的问题啊！

    这封信绝对比作协党组的那一份长篇报告厉害，这样一个丁玲，谁还敢沾她？谁还敢保她？谁还敢出来替她说话？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封信，讨论作协党组的《报告》时，保不准就会有某位中央领导出来说一句公平话；但此信一出，就封了同情者的嘴，潘汉年案，余悸未消啊！

    陆定一并没有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也没有听丁玲讲述她的历史，他信中的材料和观点，是听汇报听来的。历史问题加上现行问题，这一回，丁玲真的在劫难逃了！

    陆定一信中提出的成立以周扬为首的审查专案小组，并未能实现。2000年8月3日，在一次由丁玲研究会召开的丁玲历史问题结论座谈会上，未能到会的刘白羽，特意委托到会的丁宁，向与会者说明了1955年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作协不能专设丁玲历史专案组，而是周扬与罗瑞卿提出，经陆定一同意，派人去南京调查，公安部决定派六局局长陈钟，中宣部决定派刘白羽一同赴宁进行工作。刘、陈各带了一名助手，担任具体事务。但调查的结果，没有查到丁玲的任何问题，只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弄的一份名单中，找到了冯达的名字。关于冯达及丁玲与他的关系，丁玲已向党作过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