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继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一做法，由际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头汇报一次，等事实调查清楚，再书面报告中央。”张际春是常务副部长，是仅次于陆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这就意味着，对已经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提出了质疑，要重新验证它的准确性，从而重新判断它的公正性。由于事情关系到中央的文件和决定，因此在会后，张际春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张际春原来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西南局工作，同邓小平关系十分熟悉。

    那次会议主要议论的是陈企霞，因为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提出了申诉，而丁玲一直到6月10日，还在准备着“向党检讨我自己”。丁玲是在8月初接到杨雨民的通知，并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之后，才写出辩正书的。但是，陈企霞和丁玲本是一案，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所以问题必须同时审，性质须要一样定。

    中宣部机关党委按照部长办公会议的精神，立即草拟了《关于如何进行处理陈企霞问题的几点具体意见》，经张际春同意后，七月二日又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刘白羽、阮章竞、黎辛、张僖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七月七日，中宣部机关党委将这一《意见》下发各党总支、党支部。其中提出：“调查事实的工作，提议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并可吸收一些同志协助进行），由阮章竞、康濯二同志协助杨雨民同志负责组织安排这一工作的具体进行。这一工作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最后应写出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看需要组织几次汇报来进行研究。汇报会由际春同志主持，除以上作调查工作的同志外，并吸收以下同志参加：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家时由苏一萍同志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但是中宣部最后的决定，并非成立一个组，而是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15人之多的“研究组”，一个是“七人小组”。研究组和七人小组从七月成立之后，就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及给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事实，以及丁玲、陈企霞的申辩，进行调查。中国作协七人小组的调查工作从7月进行到10月，在发出的调查信中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有根据、准确”。其间，他们只向研究组做过一次汇报。到10月底，七人小组又改为三人小组（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继续调查到12月。

    但是小组一成立，在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上，内部争论就很大。一种意见认为，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做出组织处理。李之琏和张海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双方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确定认可《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反党”事实，是否需要对那些“事实”重新进行调查和确认。

    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支持了李之琏，认为把事实核对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容易接受。于是工作组就对中国作协报告中揭发的丁陈反党问题，逐项作了调查，李之琏、张海也直接找人谈话，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调查材料。

    6月28日的会议对于丁、陈来说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希望，是命运的转折点。其关键之处有二：一，决定对丁、陈问题重新查对事实，根据查对结果重新做出结论；二，确定此项工作由张际春主持，这是重要的人事保证。

    张际春比周扬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