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开始，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作为中宣部审查丁玲历史五人小组的成员，正式介入了“丁、陈反党集团”一案的审查工作，他渐渐成为这场悲壮大戏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介入越深，他对内中原委是非看得越清楚，对丁玲便产生了越多的同情，与周扬等人便产生了越大的分歧。在1958年丁玲被划为右派之后，他同黎辛、张海、崔毅一起，也因“偏袒”丁玲，被打为“反党集团”，成为“丁、陈”悲剧的尾声。

    本来，李之琏只负责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但是他和张海找丁玲谈话时，丁玲却提出，要求谈她的“反党”错误，说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对她的批判，很多问题都不是事实，并表示她对周扬有很多意见。李之琏多年在组织部门工作，办事认真谨慎，他表示，1955年的会议我没有参加，情况不了解，我们只是和你谈历史问题，没有和你谈“反党集团”错误的任务，你有意见，可以找陆定一、张际春部长去谈。丁玲表示，他们很不容易找，想不到向上级部门反映意见也这么难，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李之琏说：“如果你觉得找领导同志谈话有困难，就把意见写出来，我们可以替你转交。”

    投诉无门的丁玲，见到认真公正、对她表示同情和帮助的李之琏，自然产生了好感。他是机关党委书记，又是15人“研究组”的主要成员，介入此事名正言顺。所以，从1956年6月开始，丁玲的许多信件和申诉材料，便都直接寄给了李之琏。在接触中，她逐渐加深了对李之琏的信任，认为他是值得信赖、可以真心相托的同志，到了12月看到自己的历史结论以后，在要不要提出保留意见问题上，丁玲甚至要李之琏来帮她拿主意。

    李之琏同丁玲原本不熟悉，在延安，他们只有一面之交。那是1940年李之琏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他写了一首诗《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被刊登出来。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时，还对这首诗给以鼓励。

    1954年12月，李之琏由中组部调来中宣部，先是做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升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以后，李之琏、张海、崔毅随着对丁、陈一案越来越深的介入，与中国作协党组的分歧越来越大。郭小川在“文革”中的一份检讨书中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刘、林谈及丁陈问题，刘、林在私下一再表示不满意中宣部党委，认为李之琏态度‘暧昧’，经常与丁陈谈话，实际上是支持偏袒丁陈。

    “刘”是刘白羽，“林”是林默涵。

    “6，28”会议之后，除了李之琏，中宣部另一个介入丁陈案的重要人物是林默涵，他是站在周扬、刘白羽一边的。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长，是周扬所器重的干部。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文抗”时，刘白羽是支部书记，林默涵是支部委员。刘白羽在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那时的林默涵说，“林默涵是一个英俊的典型的福建人，他当时叫林槟，这名字就带有一点热带风味。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较深，作为艾思奇的助手，编辑《中国文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创刊号上，为此，《中国文化》在延安人心目中有一种特殊的威望。林摈是一个精心入微、认真负责的人，他仔细地校阅《新民主主义论》三遍之多，这种作风，几十年间成为他的风格。”全国解放后，大约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林默涵与丁玲脚前脚后，由胡乔木调入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后来又接替丁玲做了处长，1959年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从这时起，直到1957年5月，林默涵一直参加了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审理工作。九十年代末，他写了《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对批判《武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