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18日，陈明对笔者回忆说：那时我们都住在颐和园里，我和丁玲分工，她写辩正词，我写对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看法，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要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要揭露周扬的宗派主义。那年夏天颐和园很热，他们在酷暑和蝉鸣中奋笔疾书，很快就写完了。材料写好以后，逯斐到颐和园去看他们，陈明拍拍纸口袋说：打官司的材料都在这里面了。

    短短一句话，带着一种轻松、必胜的心态，还有一点诙谐。2002年8月陈明回忆说，当时我们很自信，认为稳操胜券，因为第一，作协党组的报告站不住脚；第二，结论一直不和本人见面，这种作法不合法！另外我们感觉整个形势很有利，中央提倡看《十五贯》，我们看了，觉得这个戏很好，是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主人公况钟，是澄清冤案错案的。

    丁玲加快了写作进度。八月九日，她向中宣部党委会交上《重大事实的辩正》及《辩正材料的补充》这两份重要材料，同时，还给中宣部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去年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少同志发言，提出了有关我的一些事实，其中有些事实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不合乎真实情况的。过去不容我就这部分事实做任何更正，有的即使及时更正了，还不为当时会议的领导人所理睬。现在，我必须珍惜党给我的机会，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就某些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辩正，请组织审查对证，同时我声明：

    “一、至今我只能根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正式记录，就重要事实进行辩正。令人遗憾的是最后一次，即第十五次会议上，党组正副书记，周扬同志、刘白羽同志的总结发言，是很重要的，可是发言记录据说在送请他们校正时都被他们遗失了。因此对于他们发言中有不合乎事实的地方，我保留声辩的权利。

    “二、去年刘白羽同志曾通知我说关于我的事，作协党组有报告给中央，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即将召开传达会议。这个报告和传达，至今我都没有看到，听到。现在，我尊重中宣部党委会的意见，不急于要知道它们的内容，但是，如果作协党组的负责同志继续认为这个向中央的报告，以及向下边的传达，内容事实是有科学根据，合乎实际情况的话，那我就要求看到它们，并且要求党委会继续给我辩诉的机会和条件。

    “三、关于我与周扬同志的关系，除检讨外，我准备写一份材料，包括过去我对他工作上的意见（在党的会议上，两人见面，都谈过）和我对他个人的看法（没有向组织上谈过的）。本来在党组扩大会上，我想谈的。周扬同志不同意。所以不能以此为例，说我是两面派，有意见不谈。

    “我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只为帮助党在某些重要方面，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使大家和我自己都能更好的为党工作，我丝毫没有追究责任的意思。我还需要党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自己也还在检讨。”

    《重大事实的辩正》一万三千多字，丁玲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记录，逐条加以说明和驳斥。写完后，她感到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于是又写了一份五千字的《辩正材料的补充》，对“与陈企霞的关系”、“涉及周扬的两件事”等三个问题做了说明。

    8月16日，写完辩正书后正好一周，丁玲再次致信中宣部党委会。

    这封信很长，有六千多字，核心意思有两个，第一，否定了去年10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承认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说明了“产生这个错误的原因”；第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去年党组扩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整个会议只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席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