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56年8月17日写的这份意见，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一万字。

    周扬口才好，善于做大报告，不拿稿子，但是条理很清楚，有水平，有时讲话爱动感情，容易激动。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并非一直剑拔弩张，他们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而且在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丁玲和周扬都是湖南人，而且是很近的同乡。丁玲的家乡在洞庭湖西的常德，周扬的家乡在洞庭湖南的益阳。丁玲比周扬大四岁。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他们先后来到上海求学，并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联时期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周扬家里开会。周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1931年在写《给孩子们》时，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到她的小说里边了，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后来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北斗》被国民党停刊后，左联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来主编。19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5月她被捕后，周扬接替她担任这一职务。周扬是紧步丁玲后尘的。再后来，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等等，丁玲那时已经被国民党押去了南京。而正是这些矛盾，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运动内部的宗派斗争。所以，纷争初起时，丁玲并没有介入。

    在延安时，丁玲在文抗，周扬在鲁艺，延安文艺界内部也有矛盾，主要是从上海左联时期带来的。丁玲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等，对周扬都有意见，他们的看法影响了丁玲。以后丁玲从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渐对周扬有了一些意见。

    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华北以后，晋察冀宣传部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文艺座谈会，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由萧三主编。周扬提出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自己正在写小说。萧三着手工作之后，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后，周扬同丁玲谈起，觉得在根据地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听了想，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该做办的决定。既然决定办，却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这算什么领导？叫下边干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全国解放后，周扬是领导，丁玲是下级，周扬挑选干部时很器重丁玲。周扬表扬过丁玲，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回到家里很高兴地讲给家人听。其实他们的文艺思想、文艺观点是一致的，都坚定地信奉、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的私交也不错，周扬常到丁玲家里来谈工作，有时还留饭。丁玲听到别人对周扬有意见，有时还做些解释。她在这份《意见》中说：“一九四九年，党决定我留在北京，我即下决心拥护周扬同志，愿意把关系搞好。我同一些同志谈过，军队有司令员，文艺界也应该有司令员，周扬同志较合适。我还引用过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晋察冀时听说的，说有许多干部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聂荣臻同志有意见，为了撤出张家口，而少奇同志反问，那么你们看谁好，谁能代替他？而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例子很好，我觉得文艺界没有旁人比他合适，既然如此，党又把责任委托给他，我们党员就应该拥护他。我在柯仲平、冯雪峰、陈企霞面前都谈过。而在更多的同志面前说过他的好话。”

    丁玲对于周扬有什么意见，都能直率地提出，甚至对于周扬私生活方面的意见，也同他当面谈，有时在党的会议上，有时是私下。总之，他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正常。

    但是在共事中间，丁玲也逐渐发现了周扬的另外一些毛病。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