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出面来承认这个错误。因此，这是一次决定丁、陈命运的会议。

    这也是一次关系着周扬命运的会议，是关系丁、陈和周扬之间较量的会议。这场较量从远了看，在延安时期就初见端倪，从近了说，1955年秋天的党组扩大会上激烈爆发。但从那时以来，周扬的心里一直不踏实，时时地打鼓，犯嘀咕。因为，第一，定案的那些事实未经认真核对，许多都经不住查证，所以“反党集团”这个帽子是顶纸帽子，大风一吹就摇晃，就要掉下来，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但对谁也不能说；第二，以他和丁玲的关系，以他对丁玲的印象，他未必愿意看到丁玲被搞得那么惨，毕竟有多年共事的感情，他们也曾很好地合作过。由于这两条原因，这一年多来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有时有一点得意，有时有一点歉疚，有时有一点自责，有时甚至有一点害怕。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丁、陈甄别的问题，这一年多来他多次考虑过，但是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丁陈一案木已成舟，事实既成，是他周扬的功绩，翻了丁陈的案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给他抹上极不光彩的一笔，大失身份，大丢面子；其二，他深知丁玲的脾气丁玲的厉害，她受了那样大的冤屈陷害，一旦翻过身来不会轻易作罢，一定要追究责任弄清是非，而他自己也的确有些“小辫子”。此外，此案涉及到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中央又发了文件，甄别平反决非他的能力所为。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往前走。

    陆定一的决定让周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时他要考虑：怎么样面对丁陈面对群众，怎么样比较体面地来收这个场。所以陆定一开会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邵荃麟、郭小川等人，商量明天作协党组会上如何传达，商讨为丁、陈甄别的步骤如何走法。他十分地紧张和焦虑。

    5月25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传达了陆定一的重要决定，此后便开始筹备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

    整风开始以后，一次，丁玲给李之琏打电话，提出现在集中力量整风，个人问题（指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我想暂时不提，整风以后再议。李之琏在电话中答复说：在整风中解决你们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上边有了这个态度，丁玲和陈明心里有底了。他们认为，作协党组搞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整风就是要解决作协党组的这些问题。于是，在大好形势下，他们也开始行动了，要发动那些同情他们的群众起来说话。5月28日丁玲在支部大会上发言说，自己是贫雇农，“我要警惕一些，有些人是很会搞人的”，“运动不能只有上级领导，没群众监督”，“党内有墙，党外有沟，平均人人有份吗？我看应整领导，还没整呢，就表示最喜欢和风细雨。”她还讲到：“周扬对文艺界统治了二十年。”丁玲开始向周扬反击了！

    徐刚讲过一件事。五月的一天晚上，丁玲和陈明来到文学讲习所，当时徐刚已经是文学讲习所的主任，他又意外又惊喜，立刻去找来了张松如。张松如曾经是文学讲习所副所长，这时仍然住在文讲所院子里。丁玲对他们说：“现在鸣放比发动贫雇农还难。”张松如婉转地说：“我们希望你们团结。”徐刚问丁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丁玲说52岁。徐刚说：“我们希望看到您新的作品，您可千万别跟陈企霞、李又然联系。”徐刚说这话的想法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把历史等问题搞清楚，但结论还没有作，如果这时再跟陈、李联系，那是惹麻烦。艾青的夫人高瑛也回忆说，五七年整风时丁玲给艾青打电话，说现在贫下中农很难发动，你出来讲讲话吧！

    原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苏一萍，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说：“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宣传部内外、作协内外、文艺界，好多人对五五年把丁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