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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初见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刘村。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正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开展抗日宣传。一心要上前线找八路军的文人刘白羽，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崔嵬，从西安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也来到刘村。刘白羽在他1992年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说：“首先出来和我们见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钊，大家在一阵爽亮的笑语声中，互相亲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丁玲调《解放日报》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问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认为到那里可以时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

    丁玲走后，“文抗”支部书记师田手到南泥湾去参加开荒生产，经艾思奇建议，刘白羽接替了支部书记工作。他说：“正是从这时起，我不得不卷入了文学界的旋涡恶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决不是来自别人，更多是来自自己。”

    1942年丁玲写了，引起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事情发生后，丁玲跟刘白羽说：“你是劝我去编报的，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考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自己写东西合适。”不久她辞去《解放日报》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当她的副主任，这时刘白羽已经是支部书记，他们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些，刘白羽说：“尽管我们不一定对一切都有共同语言，却始终保持着亲切友谊。”

    1982年10月丁玲游览张家界时，对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说：在延安时，刘白羽夫妇和我们两人关系很好，别人去跳舞，我们四个人在窑洞里打扑克，聊天。我说，作家最好不当官，又影响工作，又影响创作。刘白羽说，还是像周扬那样好，又写作，又有权。

    陈明也曾对笔者说过，在延安时，刘白羽、他的爱人汪琦、丁玲和陈明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晚饭以后，在延河边上散步，谈天。想一想看：夕阳照着亮晶晶的河水，也照着他们年轻的身影，悠闲的漫步，风趣的谈话，风华正茂，才气逼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多么难忘的友情！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现在想起延安那时候真是‘自由的王国’，人人相见以诚，生活中充满愉快、自由、幸福、温暖。”

    在处理丁、陈事件中，刘白羽心里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林默涵、刘白羽谈及丁陈问题，刘、林既对李之琏、张海偏袒丁陈不满意，但也不反对丁陈翻案，他们的观点是：丁陈仍然有错误，不应否定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后来作协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刘白羽在大会上批判丁玲时是上纲上线，慷慨激昂，但是会下同丁玲单独谈话时，又常常表现得温文和蔼，甚至流露关切之情。笔者也曾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求教于陈明，陈明说，刘白羽毕竟和周扬不一样，他和丁玲在延安有过那么一段真诚的友谊，他不可能一点也不顾旧情。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回顾一生，总结性地写道：“当现在老成凋谢、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告诉读者，我绝非一贯正确，而且走过一段充斥着荒诞与谬误的邪路。如果说我不得不涉及别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说这一句，我决不想责备任何人，我更多地责备自己。让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对人民的罪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