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说，“在第七次会议上，天津市委宣传部同志宣布了长期被陈企霞利用、欺骗的柳溪所揭露的材料，从此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从第七次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达三百多人”。

    第七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

    这天上午，周扬给林默涵打电话，了解对会议的反映，又问了下午发言的准备，特别是方纪发言的准备情况。下午二时开会，会场里多了许多新面孔，表情严肃，气氛庄重，即便是老朋友在这里相逢，也只是矜持地打个招呼。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对扩大会议范围的原因作了说明：第一，丁、陈的问题不仅是党内的问题，也是文艺界的一个大问题；第二，右派分子浦熙修等曾经利用丁、陈问题进行歪曲宣传，许多同志不明真相。因此邀请更多同志到会，公开讨论。

    在新扩大的人员中，包括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党员干部。这是创作室主任虞棘专门找郭小川要求来的“特殊照顾”。当年的总政创作室，集中了全军文化创作的顶尖人物，其中有魏巍（副主任）、杜烽（党支部书记）、胡可（党小组长）、徐光耀、白桦、黄宗江、公刘、黎白等。后来魏巍代表到会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他们乘坐的卡车来到文联大楼门口时，徐光耀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他听见有人说丁玲来了，就急忙跳下汽车，高兴地跑过去要跟她握手，但丁玲戴着一副墨镜，步履蹒跚，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再看旁边的陈明，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这时徐光耀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走进文联大楼，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一层半的地方，是一个大厅，正面是一座舞台，大厅里有几根支撑屋顶的粗大圆柱，因此有人称之为圆柱大厅。扩大了的党组扩大会，就在这个大厅里召开，但是舞台上不设主席台。徐光耀回忆：大厅里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主持人中最活跃的，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郭小川等，周扬自己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偶然插话，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徐光耀描述丁玲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大会开始，方纪首先发言，揭发出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愤怒。方纪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60年代初写过散文名篇《挥手之间》。徐光耀说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

    方纪说：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来发言。最近柳溪同志在天津分会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揭露了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天津作协分会的同志们听到这些事实是震惊的，愤怒的，因此委派我到这里来发言，根据柳溪同志交代的材料进行揭发。方纪发言中涉及到丁玲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六月份作协党组扩大会开始后，陈企霞约柳溪到天坛公园见面，告诉她说“这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要柳溪去告诉《文汇报》，派人采访作协的会，采访丁玲。柳溪便去找了姚芳藻，告诉她丁、陈事件的内幕，要他们去采访丁玲。浦熙修带姚芳藻去访问丁玲，丁玲却要他们去问邵荃麟。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丁陈“勾结党外右派来向党进攻”！另一件是，陈企霞曾准备办一个油印刊物，由丁玲出钱，他说：“这就可以顶垮《文艺报》！”第三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