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餐桌上流泪了，这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流眼泪。

    丁玲有些慌乱，自己的痛苦她忍受得了，但给儿子造成的痛苦让她深深自责。她询问了刘白羽谈话的内容，也源源本本把自己在南京那段历史对儿子讲了一遍，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晚上，丁玲又同祖林谈起早日回苏联的事情，她要祖林乘飞机回去，她说，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的转正。祖林同意了。

    第二天上午，夏更起按丁玲的安排，去储蓄所取了款，给祖林买了一张11号的飞机票，这张机票的价钱是八百元。

    8月9日下午，作协党总支副书记胡海珠，又打电话找蒋祖林去谈话，要祖林返回苏联以后继续回想思考，把揭发材料寄给作协，或者通过大使馆转给作协。胡海珠因为还要去大会上发言，所以这一次谈话只有十分钟左右。

    10日晚上，祖林开始整理行装。丁玲坐在他的床上，长叹了一声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了！”她嘱咐儿子，一定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

    作为母亲，丁玲希望儿子相信自己，爱自己；作为党的干部，她希望儿子相信党，相信组织。她害怕失去儿子，她更害怕儿子因“丧失立场”在政治上犯错误。这两年，丁玲已经是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几经折腾，不大在乎了，可是儿女无辜，他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呀！

    第二天是星期天，清晨，丁玲听见祖林的动静，就穿衣起来了，她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祖林去吃早餐，丁玲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忽然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儿子。她从来没有在告别时如此强烈地悲哀过。祖林来向她告别了，她看着祖林坐上小汽车，看着汽车消失在胡同口。丁玲泣不成声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