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而对羽扬和李涌则冷淡，稿子长久压着不看，连题目都忘了。

    2、提倡“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要学员在两年中每人写出一本书，或十万字上下的长篇、中篇，或短篇集、诗歌集、论文集。对李纳说：“你怎么总是写短篇，不能写一个中篇吗？”并鼓励她多写，要有像白朗那样一本书（《为了幸福的明天》）就可以了。对学员说：“光说我们正确还不行，还要拿出作品来看看才行啊！”公开号召大家写大作品。对李涌说：“你只要写出一本好书，别人就打不倒你。”对学员公开宣传“青年人骄傲一点不算什么，骄傲不值得大惊小怪。”

    3、宣扬脱离政治的反动文艺观点。对李纳说：“我这个人是不懂什么条条的，不懂理论。”认为“读书太清楚，太理智是无味的。”一次读了谷峪一篇小说后，给他写信说：“你写的政治性太强了，我没有受感动。”对逯斐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没有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反对“赶任务”，对谷峪说：“不必去赶那些任务，写那么多（指赶任务）有什么用，要写出一本。”有一次讲课中讲到萧洛霍夫的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认为后者次于前者，因为后者“赶”了任务。说她在桑干河只住了18天，就写出了，就是因为有技巧。对徐光耀等说：“我是作家，我的气质就是作家的气质。我不喜欢赶浪头。”

    同一期《文艺报》上，还刊登了陈登科、玛拉沁夫和刘真的批判文章。

    陈登科在《回到党的怀抱里来》一文中说：1953年春天，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快结束了，丁玲从疗养院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劝我不要回安徽，留在文学研究所。我在思想感情上种下一颗对她敬爱的种子，同时感到自豪，因为几十个学员中，能接到她亲笔信的只有我和徐光耀两人。丁玲说：“人家都说我喜欢徐光耀、李纳啊，玛拉沁夫哪，我对陈登科不也是一样吗？”她有时说我不聪明，写东西就凭一股劲，有时又夸我是老实人，对人真诚。在黄山对我说：“徐光耀写出一本《平原烈火》，比一个师长的威望还高，名气还大。你在军队里，随便提出一个师长的名字，能有几个人知道呢？提到徐光耀的名字，谁不知道啊！”

    玛拉沁夫文章的题目是《清除灵魂里的垃圾》，他说：在文学研究所学习时，一位老作家反映我有骄傲情绪，我去找康濯谈话时他告诉我：“对你这种反映，我们早就听到了。当时我问丁玲同志是不是把这意见告诉你，丁玲同志说，先别告诉他，一个青年人刚写点东西，有点主观，就批评骄傲了，自满了，那样会束缚了青年。”后来1954年春天丁玲来讲课时，又说到这件事：“前年有人反映玛拉沁夫有些骄傲，看不起某大作家的作品，我当时就对康濯说，不必告诉他，青年人有主见，敢于发表自己意见有什么不好？最近我听说玛拉沁夫不骄傲了，我就说，这就完了，他变得世故了。我们为什么非叫一个单纯的青年变成世故佬呢？”过了两天学校放寒假，我到她家去辞行，她又说：“你们写出作品来了骄傲，可我还没写出作品来时就骄傲。”1954年左右，丁玲到处强调作家最主要的是写出作品来，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议论说，丁玲做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做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做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这些揭发材料，今天的读者去嗅一嗅，闻到的是“毒”呢，还是“爱”呢？

    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分子的作品。

    家里的情况也不妙。祖林的对象李灵源，因为坚决不同祖林断绝恋爱关系，被调去安徽芜湖的师范学院工作了！郭小川得知这个消息还很惋惜，请李纳和灵源姐妹吃了一顿饭。后来李纳受到批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