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发布之前，祖林来到了嶂头村。他1960年回国，分配到上海工作，这一次是从北京开完会，特意转道而来，给妈妈传递消息的。在北京期间，祖林走访了几位延安时代的同学，听到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他还听说，平反工作归中央组织部管，部长是胡耀邦。

    丁玲和陈明有些兴奋了，胡耀邦，他们在延安就熟悉，那是个热情、公正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陈明在胡耀邦任政委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体验过生活，耀邦对他很关照，还请他帮助修改过和谷岩同志编写的战士识字读本。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一次他们在王府大街散步时偶遇耀邦，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跟他们握了手，什么话也没有说，眼神中掠过一丝惋惜和同情。丁玲和陈明对那眼神记得很清楚。他们心里一下子燃起解决问题的希望，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有些都记不大清了，他们翻箱倒柜，从北大荒农场返还的物品中，找到一张1957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是载有“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消息的那一张，还有一本陈明的笔记本、一份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邵荃麟批判丁玲的总结发言。依据这些材料，丁玲在陈明帮助下，给胡耀邦写信，陈诉冤情。

    “胡耀邦同志：从报纸上看到你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极为欣慰，谨祝工作顺利和身体健康！最近，我就与个人政治生命问题有关的事实，写了一份材料，现呈上，请你们查阅审处。考虑到您和同志们的任务重，时间紧，而类似的问题或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的材料尽可能简短扼要，需要时当另作补充。

    “这次写材料，目的只在向党说明事实，在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澄清政治问题，从而能解脱四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自己在垂暮之年能在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更好地学习改造，更好地为党工作，努力弥补由于过去的错误而曾给党带来的损失。我决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责任在自己首先犯了错误，向党隐瞒了历史问题的重要情节，以后在重大的政治运动中，有时又不能正视历史，顾虑重重，说了一些过头话。”

    丁玲在随信所附的材料中，“就有关我个人政治生命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事实方面，向党申述：（一）关于叛徒问题；（二）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三）1957年划为右派问题。”

    4月20日，陈明携带丁玲的这份申述材料去了北京。祖林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的同学苏绿野，时任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长，给予协助，提了一些建议。陈明找到乃兹府富强胡同胡耀邦家中，但是耀邦同志不在家，陈明留下了申述材料。那天是4月29日，北京城里洋溢着五一节的气氛。过完节，陈明就接到通知，中组部约他去。5月6日，他在中组部见到了柯里同志，柯里告诉他，这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耀邦同志看了丁玲的申述材料，很关心，事情正在解决中，还要耐心等待。在京期间，陈明还去看了王震，王震对丁玲的事情也表示关心。5月8日，陈明返回山西。

    胡耀邦对丁玲的事情的确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以“中组字94号”文，给汪东兴副主席打报告称：“丁玲给耀邦同志写信，提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她为叛徒的问题，1955年中央宣传部定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她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请求重新审议，核查事实，作出正确结论。另外丁玲还提出，她1975年经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长治市老顶山公社，现在年老得病无人照顾，希望能允许她回到北京居住。我们研究，丁玲的问题，建议由中宣部负责复查。鉴于丁玲年老得病可让她和她丈夫陈明到太原市居住，不必回京。如同意，由我们告山西省委。妥否，请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