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我今年七十四岁了。但我决心认真、努力做好个人的五年计划，多多写作。以不辜负党给我的再生恩德。……但对个人的政治前途，还不免感到有一些阴云、梗阻。因此最近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材料。我特抄一份给您，使您知道一些情况。请指示。”

    8月26日，王震在丁玲的信上批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力群同志：此件请抽空一阅。当时一大批年轻演员、其他艺人大部分都是周总理亲自和我谈话，接到农垦区锻炼。其中头面人物如丁玲、艾青等人，经过长期工作，现在年迈，应从政治上、生活上给礼遇，要落实政策。动员下去，周扬同志也与商量过。丁玲、艾青都有毛主席亲笔信件。这些也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丁玲信中提到的“重写散文垦区标兵邓婉荣”，指的是以邓婉荣为模特写的散文《杜晚香》，她曾经在宝泉岭农场写过初稿，但在“文革”中散失。她在七、八两个月里重又写出两万字的初稿，准备拿它作为重返文坛时与读者的见面礼。

    9月和11月，丁玲又两次给中组部写申诉材料，对于历史问题，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丁玲在信中，还提出去北京看病的要求。

    9月17日是中秋节，晚上，陈明让队里的领导找去吃饭，丁玲不愿凑那份热闹，一个人静静留在家里。月色皎洁，夜凉如水，丁玲默默忆诵起苏东坡的《怀子由》，不由感慨万千，返身进屋，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心情：“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但是从9月到11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去太原的事也搁了下来。11月9日，丁玲给原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罗兰写信说：“山西省委没有信来，长治市革委会也只说，什么时候房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通知我们搬家。中组部对我们去北京看病一事也没有信来。你要我收拾东西，我的确很早就收拾了一部分，现在又把收拾好了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天气变了，过冬的衣服等，又都翻了出来；而且又要订明年的报纸了。又要买过冬的菜，过冬的煤了。好在二十多年都过去了，多等一年半年也不在乎。反正我们相信党总会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落实政策的。”

    一切消息杳然。可能还得在嶂头村过一个冬天了。丁玲有些黯然。

    好消息没有，却有一条不好的消息。

    10月中旬，女婿周良鹏从北京来看他们，临走时陈明送他去火车站。路上，他告诉陈明一件事情：祖慧和罗兰去找过周扬啦，打听丁玲落实政策的事。陈明急忙问：他怎么说？良鹏说：“周扬说，丁玲四十年的表现，可以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我怕妈妈听了气恼，没敢告诉她。”但这样重要的消息哪能瞒着丁玲，第二天陈明就讲给她听。丁玲自然很生气，她明白，周扬所说的污点，还是指她在南京的历史问题，想不到，他自己也挨过整，现在粉碎了“四人帮”，周扬还是这个态度。她在日记里说：“可见周仍坚持错误，对我毫不放松。此等人为什么要去见他！都是洛兰（按即罗兰）一片好心。”“洛兰太简单，把事情想得容易，把人想得太好。”她又联想起林默涵那篇文章：还是这些人在台上，还是这些人在管事，他们还是坚持五五年和五七年的观点，那么想要解决问题就很困难了。过了几天，罗兰又来信告诉她，祖慧去找了中组部，问中组部对丁玲要求进京看病的意见，答复说，丁玲去京可以住在祖慧家。丁玲说：“洛兰、祖慧都是极简单的好人，她们哪里会想到，如我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我是无法住在祖慧那间小屋子的。我将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