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我人在北京，就好说话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上次你在北京不是也听到：‘先做工作再说。’我们还要有这股劲）。”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丁玲，现在也懂得斗争的策略了。

    对周扬，开始丁玲信里说“勿须去看‘周伯伯’，要祖慧不要再找他。这些人还是阻力。” 21日信里又说：“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荒煤那里也要去一次。你的问题也应同他谈谈，过去是他负责的。谈话时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态度。对老熟人，我认为除少数几个人外，都可以谅解，其实这些人都是迫不得已，对我们也还是怀念的。”

    12月22日丁玲致陈明信中还说：“我现在的思想准备是你明年回来。”但是27日下午接到陈明来信，报告一个好消息：中组部柯里同志告诉他，丁玲可以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接待。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终于可以回北京了，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当天夜里，丁玲失眠了。

    1978年的最后一天，陈明回到嶂头村，他们要搬家了。

    1979年1月12日清晨，丁玲走下火车，踏上北京的站台。

    1958年离开北京时，还是从前门火车站上的车，20年后回来，却是新建的北京站，富丽而气派。世事沧桑，物也非，人也非。走时是54岁，如今是75岁，20年时光在农场、监狱和农村流走了。当年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如今已是鬓发苍苍的老妇，感慨良多。

    祖慧良鹏夫妇来接，文化部的人来接。老两口住进地处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

    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兰、甘露、陈登科、李纳、丁宁、张凤珠、徐光耀、王玉清、夏革非等一批老朋友来看望，他们大都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在友谊宾馆吃饭时还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

    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文联、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人魏伯、张僖，都到招待所来看望，并谈到正在准备给丁玲做复查结论，听取她的意见。江丰也来了，他去看过陆定一，陆定一说，五七年整江丰整错了，他有责任。听了这消息，丁玲也想去看望陆定一，但又听说，一位好友的儿媳向陆问到“丁玲阿姨的问题”时，陆定一表示，在丁玲问题上他与周扬的意见一致。丁玲便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后来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忆秋白》一书，由陆定一主编，他坚决不同意选入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使得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感到很为难。1986年3月丁玲去世后，中国作协草拟、中组部批准的《关于丁玲同志丧事安排的请示报告》中，拟请出席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有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八宝山未见他的身影。三年后周扬逝世，陆定一给周密写信说：“周扬同志，是好人，正派人。他太善良了。……他是有功绩的，看来如今还难有人选可以比得上他。”

    1月20日下午，蒋祖林一家三口也从上海来了，当晚，全家三代八口人第一次团聚。除夕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人民春节联欢会，汇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春节期间，全家八口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合影照片。

    春节过后，丁玲开始催促复查结论。这项工作由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负责，复查办公室负责人是张僖。在前一年的7月，中国作协成立了临时党组，张光年为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由于张